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印发《市场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的通知
工商市字[2005]第16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总局名司（厅、局、室）直属单位：
为有效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应急管理能力和提高市场监管效能，做到有力、有序、有效地做好高致禽流感疫情期间禽类市场监管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维护市场稳定、社会稳定，根据国务院防控禽流感工作指示精神和工作部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了《市场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调整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市场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指挥部成员》，现予发布。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严格按照本预案的要求，紧密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成立市场防控高病性禽流感指挥工作机构，完善应急运行机制，建立健全禽流感疫情市场防控监管体系，全面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防控禽流感疫情的能力和水平。各地市场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指挥工作机构、开展市场防控工作等情况，请及时上报总局市场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指挥部。
附件1：《市场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
附件2：国家工商总局市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指挥部名单（略）


二00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市场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目的
　　为有效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应急管理能力和提高市场监管效能，做好高致病性禽流感（以下简称禽流感）疫情期间禽类市场监管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障禽类市场交易安全有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市场监管应急预案》（工商办字［２００５］第８６号），制定本预案。
　　（二）方针
　　防治禽流感遵循“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的指导方针。
　　（三）应急级别
　　根据《全国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国办发［２００４］１２号）规定的禽流感疫情级别，市场防控禽流感疫情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分为三级。分级标准如下：
　　１、一级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
　　发生一级禽流感疫情，启动一级应急预案，实施一级应急响应。
　　２、二级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
　　发生二级禽流感疫情，启动二级应急预案，实施二级应急响应。
　　３、三级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
　　发生三级禽流感疫情，视疫情情形，启动三级应急预案，实施三级应急响应。
　　二、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一）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１、市场防控应急指挥部
　　由总局组成市场防控禽流感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宣布启动应急预案及其级别，对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市场防控禽流感工作进行领导和指挥。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有办公厅、市场规范管理司、公平交易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宣传中心、信息中心等相关司局和直属单位。
　　应急指挥部应及时研究禽流感疫情有关情况，制定市场防控应急管理措施，指挥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时、稳妥地开展市场防控禽流感工作。
　　２、市场防控应急办公室
　　应急指挥部下设市场防控禽流感应急办公室。由应急指挥部指定相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人组建。主要职责如下：
　　（１）应急预案启动期间，负责落实应急指挥部指示和部署的具体工作；
　　（２）负责应急响应期间的信息搜集和情况汇总，并及时呈报应急指挥部；
　　（３）针对预案规定的情形，做好市场防控禽流感预警工作。
　　（二）部门职责分工
　　１、市场规范管理司
　　调查禽流感疫情情况，研究市场防控禽流感疫情应急管理措施，指导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防控禽流感工作，检查地方市场防控禽流感工作情况，协调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做好防疫防控工作。
　　２、办公厅
　　承担文字材料的综合工作。将各部门提供的素材资料综合整理后反馈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按有关要求和途径上报上级领导机关。
　　３、公平交易局
　　负责组织、指导查处疫情期间发生的违法经营染疫禽类产品和防疫疫苗、物品、物资的恶性案件和跨省的大要案件。
　　４、消费者权益保护局
　　负责组织、指导各地对从事禽类产品经营的市场主体执行禽类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做好１２３１５行政执法网络有关举报违法经营禽类产品信息的调查、核实、查处工作；加大禽类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力度，保障禽类产品交易安全。
　　５、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
　　积极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宣传防控禽流感知识和办法，提高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自我保护和防范能力；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落实防控禽流感责任制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６、宣传中心
　　负责市场防控禽流感疫情情况、重大案件查处情况的宣传工作，正确引导舆论导向。
　　７、信息中心
　　负责工商行政管理信息网络的技术维护，为禽流感疫情信息传递提供专用信息通道，保障应急响应期间信息网络畅通稳定。
　　（三）组织运行体系
　　市场防控禽流感疫情，坚持统一指挥、属地监管、分级管理、上下联动、快速反应的原则。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建立与总局预案相适应的市场防控禽流感应急预案，一旦出现疫情，要按照预案程序迅速建立指挥机构，接受总局及上级机关的指挥和部署，实现应急联动。
　　１、总局内部运行机制
　　对禽流感疫情，总局根据具体情况，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主要步骤包括：
　　（１）信息核实汇总。接到国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有关国内发生禽流感疫情通报和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关本辖区发生禽流感疫情报告后，市场规范管理司要立即核实，迅速呈报应急指挥部。
　　（２）决定启动预案。应急指挥部接到有关禽流感疫情的呈报后，研究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必要时，指定相关司局组建应急指挥部，处理市场防控等工作。
　　（３）制定应急措施。应急指挥部要立即成立市场防控禽流感应急办公室。应急办公室要积极做好落实工作，指导相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做好市场防控禽流感工作。
　　（４）应急处理报告。应急办公室应将市场防控情况及时报告应急指挥部；应急状态解除后，要及时总结，形成应急处理报告，以书面形式呈报总局党组。
　　２、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运行体系
　　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参照本预案，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设立应急组织机构，领导和指挥本地市场防控禽流感工作。
　　本地区发生禽流感时，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按照总局和各自的预案程序，迅速建立应急指挥部，根据疫情威胁和影响程度，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
　　三、信息监测
　　（一）信息来源与分析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与国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建立疫情信息沟通机制，及时了解有关国内和国外禽流感疫情信息，研究分析疫情发展变化趋势，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工作。
　　（二）突发疫情发生报告
　　对本地区出现的禽流感疫情，各地要严格按照本预案规定的时限，及时上报总局应急办公室。
　　１、一级应急预案所针对的情形，事发地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在６小时内上报总局应急办公室；突发疫情所在地市县工商局可直接上报总局应急办公室。
　　２、二级预案所针对的情形，事发地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在１２小时内上报总局应急办公室。
　　３、三级预案所针对的情形，事发地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在２４小时内上报总局应急办公室。
　　（三）应急处理情况报告
　　事发地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应急处理情况，须按照规定时限，上报总局应急办公室。
　　１、一级应急预案所针对的情形，其处理情况须一日一报，有特殊紧急情况可随时上报；应急状态解除后一周内要形成完整报告上报总局应急办公室。发生人感染禽流感地区，须坚持每日报告辖区市场监管情况；尚未出现人感染禽流感的地区，要实行“零报告”制度，每日报送辖区情况；一旦出现人感染禽流感病例，须在６小时内上报总局应急办公室。
　　２、二级应急预案所针对的情形，其处理情况至少三日一报；应急状态解除后一周内要形成完整报告上报总局应急办公室。
　　３、三级应急预案所针对的情形，其处理情况至少一周一报；应急状态解除后一周内要形成完整报告上报总局应急办公室。
　　四、预警预防
　　（一）总局预警
　　总局根据国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有关禽流感疫情信息情况通报，对市场监管需要提前做好的应对准备和预防工作，以紧急通知或明传电报形式发布预警。
　　（二）各地预警
　　各地应根据本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有关禽流感疫情信息通报，对市场监管需要提前做好的应对准备和预防工作，发布预警。
　　（三）预警级别
　　按照禽流感疫情可能发生的紧急程度，预警级别分为三级。分级标准如下：
　　１、一级预警：国内发生二级禽流感疫情。
　　２、二级预警：春冬季节，候鸟从已发生严重禽流感疫情的国家迁徙到我境内栖息或途经我国，有可能在我境内发病或传染病毒；国内发生三级禽流感疫情。
　　３、三级预警：适用于禽流感病毒进入易发、高发期，有可能出现市场交易潜伏染疫禽类产品情况；我国周边国家发生禽流感疫情，染疫禽类产品有可能通过边境市场交易将病毒传染到我国境内。
　　五、应急响应
　　（一）一级应急响应
　　１、总局应急响应
　　由应急指挥部宣布启动一级预案。总局分管局长任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各有关司局作为成员单位。
　　应急指挥部应在１２小时内，召开有关司局参加的指挥部会议，迅速制定具体措施，并下发各地工商局，指导全系统做好紧急应对工作。对疫情严重，可能引起较大市场波动的地区，总局要分批派出督查组，会同当地政府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积极做好市场监管和社会稳定工作。
　　２、疫区应急响应
　　（１）快速启动应急预案，落实关键防控措施，迅速开展市场防控应急监管。
　　（２）迅速关闭疫点及其周围三公里内禽类交易市场，关闭疫区周围１０公里范围内的活禽市场。
　　（３）对禽类产品交易市场和经营单位进行全面清理检查，清除可能导致市场传播禽流感的隐患。
　　（４）加大市场巡查力度，特别加强对疫区与非疫区结合部市场、边境禽类贸易市场、城乡结合部集贸市场的巡查，对禽类市场交易活动全过程实施严密监管，严防疫区禽类及其产品和病死禽类流入市场；对不符合禽畜及其产品经营条件的，一律责令停业整顿。
　　（５）严厉打击非法交易染疫禽类产品、病死禽类和未检疫禽类产品的行为；从重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疫苗和相关防疫物品、物资及借机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和流通秩序的行为。
　　（６）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强化对经营者执行进货查验、索证索票、购销台帐等制度的监督检查，坚决杜绝无合法票证产品进入市场；实施禽类产品“挂牌经营”管理制度，要求市场内禽类产品经营者挂牌经营，标明禽类产品生产地、动物检验检疫证明及销售承诺等内容。
　　（７）落实市场开办单位和场内经营者防控禽流感传播的责任。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通过责任书形式详细落实市场开办单位防控禽流感责任和责任追究办法，并指导市场开办单位与场内经营者逐一签订责任书，明确场内经营者具体责任和责任追究办法。
　　（８）加强对鸟类及其产品市场的监管力度。与有关部门积极联系配合，落实措施，把好市场准入关，防止鸟类及其产品通过市场传播禽流感。严厉查处和打击非法经营鸟类及其产品行为，对交易染疫鸟类造成禽流感疫情扩散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３、非疫区应急响应
　　非疫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抓好市场防疫的各项准备工作，完善应急预案，严密监视禽类市场及其产品交易动向，及时做出预警；全面清理检查市场，防止疫区活禽及其产品流入本地市场。要重点加强对疫区周边区域、重点产区交易市场的巡查。大中城市及其郊区、边境地区、曾经发生过疫情的地区、候鸟栖息地地区、养殖大省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对禽类市场交易活动全过程实施严密监管，严防染疫禽类产品流入市场。
　　４、应急保障。
　　（１）确保通讯联络畅通。
　　一级预案启动期间，总局应急指挥部所有人员、相关司局的有关人员，以及相关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和主管副局长手机保证２４小时开通，严禁关机或不应答。
　　（２）做好值班和备勤工作。
　　总局机关保证有专人值班，各地随时向总局报告疫情发展情况和市场监管状况，总局开通的专用电话保证２４小时有人接听。相关司局处级以上干部工作日要全部在岗，休息日５０％以上的干部备勤，手机保证２４小时开通，严禁关机或不应答，遇到紧急情况，相关人员保证２小时内完成集结。
　　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设立专用电话，确定专人值班，及时上报最新情况，接收上级的相关指示。地市以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作日需全员在岗，不得擅自离岗；休息日７０％以上的干部备勤，出现紧急情况，须在２小时内能够集结３０人以上，并迅速赶赴事发现场，做出应急处理。
　　（３）物资保障。
　　一级应急响应期间，防控设施、装备、应急物资要确保正常，包括执法车辆、通讯设备、检测设备在内的相关物资、设备要随时处于备用状态，做到随时应急，随时使用。
　　（二）二级应急响应
　　１、总局应急响应
　　由应急指挥部宣布启动二级预案。并依照职责分工，指定有关业务司局组建应急指挥部，确定相关司局负责人任总指挥。
　　应急指挥部应在２４小时内制定应对措施，并通过文件形式下发有关地区。对可能引发连锁疫情的，总局应迅速通知相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时做好应对工作。
　　对出现重大疫情的地区，应急指挥部应及时派出工作组，调查了解情况，指导地方做好防控工作。
　　对发生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制售假冒伪劣防疫疫苗、防疫物品和物资的恶性案件，应急指挥部应在２４小时内派出工作组，实地调查。事发地所在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分管局长要亲自带队实地调查，限期查清案件事实，摸清案件发生根源，依法查处，消除影响，并迅速将查处情况报告总局。
　　２、地方应急响应
　　发生疫情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按照一级应急响应规定的要求，落实关键防控措施，实施一级应急保障。
　　未发生疫情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变化情况，完善应急预案，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及时做出预警，对市场进行全面清理检查，消除疫情隐患。大中城市、边境地区、候鸟栖息地地区、发生过疫情的地区、养殖大省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加强对禽类市场交易活动（包括鸟类市场交易活动）的监控，防止染疫禽类产品流入市场；严厉打击非法销售疫区禽类及其产品的不法行为，保证禽类产品质量安全。
　　（三）三级应急响应
　　１、总局应急响应
　　由应急指挥部根据疫情情况，宣布启动三级预案，指定专门司局负责处理。由相关司局组建应急办公室，不再组建应急指挥部。
　　对出现重大疫情的地区，应急办公室应及时派出工作组，调查了解情况，指导地方做好防控工作。
　　对发生重大制售假冒伪劣防疫疫苗、防疫物品和物资的案件，应急办公室应及时派出工作组前往事发地点实地调查，并会同事发地所在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迅速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从重从快查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并及时将查处情况报告总局。
　　２、地方应急响应
　　发生疫情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按照一级应急响应的要求，落实关键防控措施，实施一级应急保障。
　　未发生疫情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变化情况，完善应急预案，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适时做出预警，加大市场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和消除疫情隐患。大中城市、边境地区、候鸟栖息地地区、发生过疫情的地区、养殖大省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对禽类交易市场（包括鸟类交易市场）进行重点巡查，严厉打击非法销售疫区禽类及其产品的不法行为，保证产品质量安全。
　　六、宣传引导
　　应急响应期间，特别重要信息发布要经总局应急指挥部审批，统一口径，统一发布。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严格遵守禽流感疫情信息发布工作纪律要求，不得对外发布有关禽流感疫情信息。要通过市场渠道积极做好禽流感防治科普知识宣传工作，使经营者、消费者了解禽流感传播的特点和预防知识，增强科学防范意识，提高防范保护能力，积极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做好市场防控工作。
　　七、后期处置
　　（一）应急结束
　　禽流感疫情得以控制后，由总局应急指挥部宣布应急结束。
　　（二）善后处置
　　应急结束后，疫情发生地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对禽流感疫情应急管理工作进行总结分析评估。内容包括市场防控基本情况、市场防控组织体系建设、应急运行机制、应急保障、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并形成文字材料，在规定时间内上报总局应急办公室。同时，要及时查找工作漏洞，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完善应急预案，不断提高市场防控应对能力。总局汇总各方面情况后，形成专项报告，上报国务院。
　　（三）责任追究和奖励
　　１、严格追究信息瞒报、迟报、漏报责任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未依照规定履行报告职责，对市场发生疫情信息瞒报、缓报、谎报的，要依法给予主要负责人行政处分。
　　２、严格追究相关人员“不作为”责任。对未按照总局及当地政府应急预案要求履行职责，推诿扯皮，严重损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形象，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３、严格追究工作不力干部的责任。对因监管不力、玩忽职守、失职渎职，造成禽流感通过市场渠道传播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附则
　　（一）预案管理与更新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根据本预案的框架和内容，紧密结合本地区实际，建立市场防控禽流感应急预案。地市和县级工商局制定的市场防控禽流感应急预案，报上级机关备案；省级工商局制定的市场防控禽流感应急预案，报总局应急办公室备案。
　　总局及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及时修改和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全面提高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应急管理能力
　　（二）制定与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和修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市场规范管理司负责对本预案进行解释。
　　（三）生效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略论法官名誉权的司法救济---从王法官名誉权一案所想


一、王法官一案的情况
日前重庆市A区基层法院受理了B区基层法院一王姓法官（某庭庭长）诉三家报社（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重庆现代工人报）的名誉侵权案。三家报社发文刊载内容为“政府人员涉嫌造假，法院法官违章办案，重庆建科院面临解体”一文，文中涉及王法官的职务行为，并略作否定性评论。王法官认为报社报道不实，评论不当，以自己名誉受损为由起诉至A区法院要求赔偿。A区法院择日依法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各抒己见，先后陈词，法庭紧紧围绕王法官审判案件之职务行为的事实开展调查，以求辩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适当。
二、审理上的逻辑矛盾
一个法院要对一类案件予以审理，必定要能够对此类案件行使审判权，倘若行使权利时出现矛盾就会导致权利无法行使，案件也就不能审理下去。笔者认为A区法院对王法官名誉权一案的审理就存在这样的矛盾。
（一） A区法院审理此案行使了对B区法院的审判监督权
审理名誉权案件也就是审查当事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就本案而言焦点在于审查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本案新闻报道的是王法官的职务行为，更明确的说是王法官代表B区法院行使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司法行为，若对此进行审查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合法，报社新闻报道不实，评论不当，判王法官胜诉；二、反之，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不合法，报社新闻报道属实，判王法官败诉。这两种情况是法院审理此案的仅有两种可能，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但不管是哪种结果，对审理法院而言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法院必须对报道的内容即王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做出判断和确认，即有没有这个司法职务行为，行为是怎么样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从而判定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从上分析可知，A区法院在自己的一件一审名誉侵权案中对B区法院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审判司法行为予以了调查、确认和判断。从审理的出发点和表面形式看A区法院行使的是对一个一审名誉侵权案的审判权，然而由于它的判决必须对另一法院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的正误做出决断，所以实质上A区法院行使的是针对其它法院司法职务行为的监督权，即审判监督权，也可称为监督司法之司法权。
（二）A区法院不能在此案中行使审判监督权
A区法院是通过行使审判监督权来查明法官名誉权案件的事实，行使审判监督权就成为审理这类案件的必要前提。但这种监督权是否可以在这样一个民事案件中行使？依法又应当怎么行使？应当由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行使？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司法之司法权绝不是可以通过一个由当事人发起的名誉侵权案可以行使的，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不能如此行使。因为审判监督权属于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利范畴，它指的是司法机关对司法机关自己行使的监察、督促权。这一权利行使的主体和所适用程序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依法律之规定，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院对本院的司法行为能够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行使监督权，另外上级法院还可在二审程序中对下级法院的司法行为行使监督权，纠正一审的错误。可见对法官在案件中的司法审判行为予以判断的审判监督权，不是随便哪个法院可行使的，而是依据三大诉讼法之规定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特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法院行使。要行使这一权利就必须满足主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法律条件，最高法院也只能如此，而A区法院是不符合行使条件的，但它却实质行使了这一权利。
（三）这样行使审判权将会产生逻辑矛盾
倘若允许象A区法院这样在法官名誉侵权案中行使实质的审判监督权，就会在逻辑上出现矛盾，并且在实际中也可能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例如若重庆市高级法院张法官对一具体案件予以判决的审判职务行为被一在全国发行的大报报道，刊称其审判违法，判决不当。张法官认为报道不实，名誉受损，遂向一侵权结果地法院四川省某县基层法院起诉，称其名誉受损要求报社赔偿。倘若这一基层法院确认张法官行使的审判职务行为不合法，判决错误，报社报道属实，不构成侵权，岂不是得出重庆高等级法院之判决被四川省一基层法院予以监督否定的结局。可见法院是无法在此类案件中行使如同普通名誉侵权案一样的审判权，并且也不应当如此行使，否则既有悖于法律又会产生审判监督权行使的误区和矛盾。
不能在法官名誉权案件中行使审判监督权审查法官职务行为，就无法查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案件也就无法审理。那么对这类案件应当怎样处理呢？笔者认为凡新闻单位报道法官职务行为所生法官名誉侵权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应受理，从法官的角度说即为法官在此中的名誉权皆不可获司法救济，并且可推而广之及于其它肩负国家职责的一切人员，如国家主席、总理、市长、区长等等。不获司法救济并不等于是说这些职务人员没有名誉权，他们有名誉权而只是在司法上无法救济，但还可通过其他渠道予以救济，如行政渠道。无法获取司法救济是因为在法律规定上出现了逻辑矛盾，但这只是原因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法律“背后”的理论基础即法益的价值取向看笔者认为也不可获司法救济，下面一点将对此方面实体内容作一定论述。
三、不获司法救济的理论依据
在法治社会中，每一个司法行为都应具备其特有的理论依据，因为只有在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司法行为才是科学的。比如笔者提出的不获司法救济的观点就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否则只会是一种主观臆断或随意猜测。
当前随着党和国家的倡导及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观念进一步发展，司法行为、行政行为等国家行为屡见报端。其中法官行为尤为是热点，法官的名誉增减亦盛，当法官自觉名誉受损时便将新闻机构诉至法院，这种案子日渐增多，有上升趋势。法官可以起诉，那么法院可否起诉呢？法院是独立的法人，也有名誉权，报道法官司法不当也就是报道了法院行为不当，法院也可起诉。照此而来，凡大小官员，不论是法官还是行政官员；凡大小机关，不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只要自觉报道其职务行为不当，皆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以求公断，届时我国之官员、机关频频坐上原告席，暂且不说这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就受诉法院而言就是一大难题。是受理还是不受理？若受理了又该怎么判？司法皆无小事，我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法制统一，法院就应在相应理论之上做出较科学的决策，哪怕决策并不完善，但较之各地自行其事或随意臆断要好得多。现据笔者所闻的新疆、山东、重庆三案皆被法院受理，新疆案已审结法官胜诉，山东、重庆案看来，要象文前所述方式审下去。而笔者的观点是对此类诉讼应不予受理，不获司法救济，理由如下：
（一）新闻自由的存在
在法官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产生的名誉侵权案中，不单只存在原告方法官名誉权，还有被告方新闻单位新闻自由权利的存在。新闻自由属于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是指公民可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它包含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利之内，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护，社会公众、新闻工作者均享有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最终目的看不是为了表达公众的意见，而是在于对民主政治的维护，即舆论监督。民众将权力通过代议制委托与政府（政治意义上的政府，包括各种国家机关），让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然而政府是如何行使国家权力的呢？民众得知的渠道有限，一方面是政府主动宣传，自己表露，如公开颁布各种规范，召开新闻发布会等等；另一方面是单个的民众在与政府具体交往中获知，但这两方面的获知却不完全不充分，前者由于受托人（政府、政府官员）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决定了它的不充分或不真实，后者对民众来说知晓的数量相当有限，也不充分。然而民众是国家权力的主体，他们享有知晓权，有权全面、充分、真实知晓国家权力的运作情况。知晓权成为民众行使其它基本政治权利的前提，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内容。不知晓政府对国家权力的运作就谈不上监督权、选举权、言论自由、参政议政权利的行使。而知晓权行使的重要渠道就是新闻，新闻成了民众获知国家权力运作情况的重要途径。因此新闻单位负有满足民众知晓权的义务，进而说明新闻自由的存在与必要。从现今社会现实来看，不单公众需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国事，就连中央政府有时也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地方事务，如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就为高层传送了许多地方事务。
（二）名誉权与新闻自由将会发生冲突，结果是削弱新闻自由
从上点论述可知，名誉权与新闻自由都是民众之正当权利，都应得到相应的保护。在法官或行政官员因职务行为产生的名誉权案件中当这两种权利各自自行实现时，是否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呢？试想若二者都能得以均衡充分的实现，岂不两全其美，案件也就迎刃而解。但在现实中，许多权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相互冲突的，最后常常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结局。笔者认为就此二权在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并且若放任两种权利自由行使与发展，最终结果将是剥弱新闻自由。
因为首先象笔者所述两种权利各自行使，新闻单位基于新闻自由充分报道法官、法院、行政官员、行政机关职务行为，大大小小官员、机关基于自身名誉权受损需保护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且不说审判结果如何，从内心而言就给新闻单位造成无形的压力，原告毕竟都是“手持”一国或一方国家权力的组织或个人，而新闻单位充其量是一个事业单位，从发展来看称为企业更为合理。新闻单位的生存与发展许多方面还要“仰仗”原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单位对此方面的报道必定会过于“慎重”，并缺乏信心，不能做到“不思量”的自如报道。心存顾虑的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看来若名誉权得以自行伸张，新闻自由就会被削弱。
其次从审判结果分析，哪一方的败诉机率高，哪一方权利就会被削弱，笔者的结论是新闻单位一方败诉的机率高一些。理由如下：决定此类名誉侵权案件审判结果对哪方有利的关键点有二，一为报道是否属实，二为评伦是否恰当。然而基于新闻自由所做出的此方面职务报道的特性决定了新闻单位极易被判定为报道不实或评伦不当。因为从第一点报道是否属实来看，一般的报道比较容易做到属实，如市井话题，被报道者大多愿意接受采访，新闻单位只要全面地、真实地报道就能做到属实的要求。而报道职务行为却不同，如果在报道中新闻单位只是被动采访，报道那些法官、行政官员愿意被报道的内容，如报“喜”不报“忧”或尽用美懿之词歌功颂德，那这种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也形不成舆论监督，当然这肯定不会侵犯谁的名誉。新闻自由之上的报道应是全面的、充分的，而不管法官、行政官员愿意与否，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公众知晓的需要，才能让公众全面了解国家职权的行使状况。但这就给新闻单位出了难题，要掌握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就不那么容易，这不同报道市井消息，法官、行政官员、政府不愿被报道，就不会主动、全面、真实提供资料，如行为背景、谁是参与决策的人员、他们考虑的因素、操作的细节等等，有的甚至还会主动出击阻碍新闻单位采访。新闻单位要充分报道就只好从“旁门左道”获取资料，用尽各种办法去收集，但这样就会影响报道的属实程度，进而降低了胜诉机率。第二点评论是否恰当可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从评判的主体看更乐于接受原告方的观点。评判的主体是法官、法院，他们与原告方同是国家官员、国家机关，他们之间在理念上的影响远大于新闻界的影响，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较之新闻界更紧密，当原告方的官员们与被告方的新闻单位各抒己见时，评判的法官一般首先考虑原告方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胜诉的机率就会高于被告。第二方面从评判的标准看标准呈现不易确定的特性。首先司法行为并非一经做出即确定了它的效力，它还可以经过二审、再审、再次再审予以改变，极不稳定，这就给评判带来难度，并且即使经过再审最终确定了结果，这也只是司法程序上的“正确”结果，并不能否定对它的继续争论，专家、学者们仍可以对再审结果
提出异议，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此时判断评论是否恰当的标准就不再局限于再审结论，裁量权就落在评判法官手中，由法官去评判。而既然专家都有争论，法官在此并不比专家高明，要确定标准就极为不易。其次对行政行为的评判标准更难于确定，行政行为中有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或行政复议程序再次对行为进行评判，但这与司法行为一样也不能否定新闻界或专家、学者对它的继续争论。而大量的行政行为是根本就没有设置再次评判程序，一经做出就产生效力，如抽象行政行为、政府决策行为等等，还有一些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行为，如重庆直辖、三峡工程或某地设立经济开发区等等，它们不是一时能评判的，只有由实践来检验，新闻单位如果对这些做出评论，而后让法官来确定一个标准评判评论是否恰当，难度可想而知。在标准不易确定的情况下，依照上述第一方面因素分析推导将对原告方有利，对被告方不利，增加了被告败诉的机率。
(三)两种利益之间的抉择
两种利益在各自实现中产生了冲突，而且不可能“两全其美”地解决，那么就要求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一方面是新闻自由，一方面是官员的名誉权，两者都是包含于宪法内的基本权利。若作横向比较谈不上谁比谁重要，都为人们所需要，但是若置于特定条件下，特别是两种利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就必须比较进而抉择其中之一。如淡水和石油被人们所需要，但在少水多油的沙漠化国家淡水就更为珍贵，人们为了生存就会舍油取水。看来抉择的标准就是看在某种条件下哪方的利益更重要更符合立法者的价值取向。
笔者对本文所论及的两种利益比较后立场是倾向于保护新闻自由，对凡因职务行为相关内容被报道提起名誉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予受理。理由是：一、公众的利益较之于个人利益更重要。名誉权主体是法官、行政官员，利益只指向他们单个主体，而不涉及其他人；新闻自由却不同，行使的主体虽然只是新闻单位、新闻工作者或公民个人，但其中涉及的是更为重要的第三方利益，即视听公众的利益，他们有至高无上的利益。这一利益主体数量巨大，涵盖整个社会，这是法官、行政官员所无法比拟的。二、政治利益较之民事利益重要。名誉权只是一项民事利益，而新闻自由是一项政治利益，新闻自由是为了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而存在，它是舆论监督的基础，没有新闻自由就不能形成舆论监督，没有舆论监督的政府就会非良性运转，这将不利于广大公众的利益，因而在此只能维护新闻自由。对法官、行政官员来说，名誉权仍是存在的，只是无法提供救济而已，他们必须在自己名誉权益上做出让步，这是承担国家公职所带来的责任。
四、准确划分不获司法救济的范围
被报道的官员们不能获取司法救济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名誉权，而是由于他们职务的特殊性所致，他们在担任国家职务的同时为了公众的利益对自己与职务相关的部分名誉作了一定的放弃，但这并非是无限度的放弃。首先他们对自己完全不涉及职务的私人方面名誉仍可获完全的司法救济，如个人生活、个人经历、个人作风、个人素质、个人行为等等方面的名誉均可获司法救济；其次并非只要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提起的名誉诉讼皆不获司法救济，这也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本文所称的“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起诉才属不予受理的范围，其余皆应受理。笔者认为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报道应仅仅局限于职务行为要素之内，即做出行为主体、时间、地点、对象、行为内容等等，如报道某某法官在某时某地对什么案件做出怎样的判决即可；二、评论应仅仅围绕职务行为进行，不能含有个人因素的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判决严重违法是由于其法律理论相当欠缺所致，该法官就可针对“法律理论相当欠缺”的个人因素评论予以起诉；三、报道中不能含有不属职务行为而属个人行为的报道或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因接受原告的贿赂而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法官接受贿赂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却不属职务行为本身而属个人行为，若对此进行了报道法院就应受理法官针对此部分提起的名誉权诉讼，对其余报道职务行为涉及的名誉权争议仍不予受理；四、报道中不能含有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属个人自有因素（如个人动机、个人习惯、个人经历等等）的报道或评论。公务活动总是要由具体的个人来开展，因而个人在行为中带有自己的个人色彩是不可避免，它虽是影响职务行为的因素之一但这一部分毕竟来源个人自身，应当予以救济。例如某法官对一个财产案件的判决极大倾斜于未成年人的原告方，某新闻单位报道称这可能与该法官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经历有关，是否在单亲家庭长大是法官的个人经历，这一点是否是判决的动机也是法官个人的因素，若新闻单位对此报道或评论就要承担被诉的风险，判案法官对此起诉法院也应当受理。
五、从行政监管新闻单位的角度对法官名誉权予以救济
新闻单位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被定义为事业单位，因而他们应当与营利动机相距较远，但在现实生活中的新闻单位却并非如此，刊物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导致的广告收益早已成为他们甚为关心的问题。开展有效的新闻工作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笔者认为对经济利益的关心也无可厚非，单靠少量财政拨付是难以支撑奏效的舆论监督的，并且这也不能与那些“无冕之王”按劳分配的报酬机制适宜。然而过分关心自己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以营利企业的运作方式运转都定会引来负面效应，我国现尚无相关的具体财经制度对“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单位（医院、学校、证券登记公司等等）予以约束，因而他们在“趋利避害”的本性影响下定会越走越“远”，新闻单位也难逃此“症”。新闻单位在履行新闻职责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或一些非经济的目的就不一定会遵循真实报道、恰当评论的原则，新闻自由权利就会被滥用，而权利都是应当有边际的，在法治社会不应当存在不受约束与监督的权利。职务行为被不实报道或不当评论时，依据本文的观点职务人员无法提起诉讼，就失去了一个约束与监督的渠道，但新闻单位的不当行为责任定不能免除，笔者认为可采用行政手段予以监管。监督的实体依据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和新闻出版署制定的规章，依据这些规定，报道不正确应当承担在最近期刊相应版面作更正报道和视情节接受行政处罚的责任。笔者认为被报道的法官等职务人员因为失去了起诉的机会，就应当专门为之建立职务方面报道的行政投诉机制，对投诉受理的主体、处理的程序、处理的期限等等做出详尽的规定，让新闻单位能够及时做出更正报道，让视听公众能及时知晓，从而恢复法官等职务人员的名誉，进而对法官名誉权予以了救济。

谢 侃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