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违反水法规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
沈阳市违反水法规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沈政发[1992]20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依法治水、管水，维护水管理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处罚，是指对违反水法规行为的责任者给予的一种行政制裁。
违反水法规的行政处罚，由市及县（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管理部门负责实施。
第三条 行政处罚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处罚的种类和适用
第四条 本办法行政处罚种类主要包括：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等。
第五条 违反水法规，使国家的水资源、水域、水工程和其它有关水利设施遭受损失的，由责任者赔偿损失；如果责任者系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负责赔偿。
第六条 违反水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免予行政处罚：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后果较小的；
（二）主动承认错误及时纠正的；
（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
第七条 违反水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损害程度大的；
（二）后果严重的；
（三）胁迫、诱骗他人违法的；
（四）对检举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五）屡犯不改的。
第八条 违反水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限期清除障碍或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和罚款：
（一）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改变河流走向、裁湾、堵截河流、修建套堤、任意扩宽或缩窄河道、渠道过水断面，影响行洪和灌水、排水的，罚款三千至五千元；
（二）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或扒毁排灌渠道、引水灌溉、养鱼、种苇、随意取土、取水、围垦滩地，造成原有工程破坏的，罚款一千至五千元；
（三）未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擅自占用或超面积、超期在河道内堆放物资的，每平方米每天罚款十至二十元；所堆放的物资如属汛期危害河道安全行洪的，由河道管理部门通知限期迁出，逾期不迁出者，由河道管理部门代运迁出，运迁费由物资所属单位支付；
（四）凡向河道内倾倒垃圾和弃土、煤灰、矿碴者，每辆汽车、拖拉机斗车罚款三十元至五十元，小拖、马车每辆车罚款二十元，手推车罚款十元；
（五）凡违反规定，在堤顶、堤坡行车，危害堤防安全的，每台车每公里罚款五十元至一百元；对破坏严重者，还应责令其修补堤防；
（六）对擅自在堤坡和堤防保护地上打柴、割草、挖紫穗槐根子的单位和个人，打柴每捆罚五元，割草每斤罚一元，紫穗槐根子每穴罚款一元。
第九条 擅自在河道、滩地及水利工程保护地建房和修建其它建筑物的，除限期清除违章建筑物外，并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处以五元至五十元的罚款，或按违章建筑工程总造价处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的罚款。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河道、水源工程、排灌渠道等水利工程保护区域内进行打井、钻探、爆破以及在水库区内修建码头、围垦、修建房屋、挖筑鱼塘、考古挖掘的，罚款二千至五千元。
第十条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不按批准范围及作业方式在河道内随意采砂、取土的，除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所得外，可以并处警告和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不服从水政监察人员劝阻，拦截水源、抢水、霸水或私自增设提水、排水机具设施，聚众闹事，搞打砸抢的，罚款三百至三千元。
第十二条 乱砍滥伐护堤护岸林木和河道内防风固沙林或水库大坝集水区域内林木的，罚款二百至三千元。
第十三条 辱骂、殴打水利管理人员和水政监察人员，干扰水利管理人员和水政监察人员工作的，罚款二百至一千元。
第十四条 违反水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罚款：
（一）损毁堤防、护岸、阐坝、水工建筑物，损毁防汛设施、水文监测和测量设施及通讯、照明设施、排灌站的输变电设施和设备的，罚款五千至一万元；
（二）在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区域内炸鱼、捕鱼、毒鱼、电鱼和哄抢水产养殖品的，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五条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拆毁、变卖、挪用国家投资兴建的机电井设施（包括电机、水泵、变压器、配电线路、机电井管带、柴油机）或以机电井设备进行以物易物，或违反规定报废机电井的，除责令其限期追回设备，赔偿损失外，可以并处警告或一千元至五千元罚款。
第十六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和《辽宁省环境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规定，向河道、水库、渠道内排放有毒、有害和污染水源物质的，罚款五千至一万元。
第十七条 违反水土保持法规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违反水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外，可以并处警告和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办理取水许可证擅自打井的；
（二）未按取水许可证规定取水的；
（三）转止取水许可证的；
（四）不按规定期限装置量水设施的；
（五）拒绝提供取水测定数据等有关资料或者提供假资料的；
（六）拒绝和妨碍水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进行检查的；
（七）拒不执行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取水调整、限制方案的。
第十九条 凡拒绝交纳水资源费或灌、排水费、河道采砂管理费、占河费的，市及县（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委托管理部门，有权停止供水排水，查封水源、砂场，可并处警告和五千元以下罚款，并限期交纳水费。
第三章 裁决与执行
第二十条 处罚的程序应根据国家水利部《违反水法规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填发《违反水法规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通知受处罚单位或个人。二百元以下罚款，被处罚者没有异议的，由水政监察人员当场执行。罚款、赔偿损失和没收非法所得，均应开具市财政局统一印制的罚没票据。罚没所得应及时足额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二十一条 受罚款处罚的单位或个人，逾期不交纳罚款的，应加计5%的滞纳金。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违反水法规，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其裁决与执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办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管理部门的水政监察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秉公办事，不得徇私舞弊，对违反者依法严肃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水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沈阳市河道管理处罚实施细则》第九条、十一条、十二条、十三条、十四条同时废止。）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为合同诈骗罪对此应当怎样理解呢？
首先、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合同？这是认清合同诈骗罪的关键问题。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欺诈手段”主要指以下情形：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从刑法意义上探讨，合同欺诈罪中作为手段的合同，应是从实质上进行考虑，要有经济内容，不一定采取严格的形式，任何合同诈骗罪的成立都需要借助于合同这种形式，但是并非任何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的诈骗都构成合同诈骗罪。由于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及市场经济秩序。
我个人认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应是与经济活动有关。构成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合同对方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
第二， 符合广义上经济合同的外形特征;
第三， 具有一定的经济内容，或者与一定经济活动有关。
要正确地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罪区别开来，还必须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内涵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仅仅指经济合同，如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等合同，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但含有经济内容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也包括在内;从外延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外延不能太宽，一些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合同不应包括在内，行政合同也不应包括在内。另外，假借合同形式进行诈骗但完全与经济活动无关的合同不应包括在内，如行为人虚构父亲生病目的是骗取他人钱财而向他人借钱所写的借款合同。
必须明确，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并不一定需要书面形式，从合同法的意义上来探讨这一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口头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具有书面合同同等的效力。经济活动中允许采用口头合同形式，主要是为了促进经济活动的更快开展，为了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从证据法的意义上来看，有人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如限定为书面形式，有利于取证，也可以有效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不能为了形式而牺牲对实质问题的考证，口头合同完全可以通过其他证据来证明，如果确实无证据证明经济合同的存在，但又有诈骗的行为和非法占有的目的，则可直接定普通诈骗罪。
有效合同是否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有人认为，有效合同不应包括在内，行为人敢于以真实的身份以履行合同的内心真意去签定合同，说明其并无诈骗的目的，自然构不成合同诈骗罪。我同意该观点，从刑法列举的几种欺诈行为看，要构成合同诈骗罪，行为人都必须以骗取对方钱财为目的与对方签定合同，其结果必然是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从民法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可能是无效合同，也可能效力待定的合同，但绝不可能是有效的合同。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当事人签定真实合同后又进行诈骗的情形，这存在着犯意转化的问题，可以认为当事人签定合同时，并无诈骗的故意，其后才产生了非法占有的故意。刑法上合同诈骗合同的效力应以签定合同时予以认定，合同主体真实合法、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欺诈，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则可认定为有效合同，而不应在当事人产生犯罪故意时，回过头来对开始的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否则会产生所有的经济合同都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会使刑法处罚时间提前，也会使被认定的合同诈骗数额扩大，加重了对行为人的处罚，不利于行为人权益的保护。
二、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这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通行的法谚。合同诈骗罪的违法性的评价，应从行为的客观方面，比如是否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了他人财产等方面，即从行为的外部，对行为进行评价。但人的外部行为与主观精神并非绝对分离，行为的违法性的评价还不能脱离主观因素。刑法上犯罪目的与犯罪故意是不同的概念，犯罪故意与犯罪目的可能具有同一性，也可能具有非同一性。合同诈骗罪的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的，该主观目的包含在犯罪故意之内，与犯罪故意具有同一性，从而与客观行为具有了对应关系，在时间上、内容上具有同一性，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与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行为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非法占有目的的形成时间并不一定就在合同签定时，也可能存在于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当然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后并未实施诈骗行为的，不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部分行为人有视情况能履行就履行，不能履行就不履行的心理状态，对这种情况如何认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一个难题，本人认为，应当引入司法推定的方法，作为一种主观心理因素，如其未实施客观行为，不能作出判断，这种司法推定是一种事实推定，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有人认为能履行就履行，不能履行就不履行的心理状态是间接故意的犯罪心理，被告人对不能返还财产的后果持一种放任的态度。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根据司法推定的方法，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进行判断，有办法履行，没有办法就不履行只能表明行为人不愿意积极履行合同，但是否具有骗取对方财产的目的还不清楚，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心理态度没有形成，自然不存在间接故意的问题，而一旦客观表现为不能履行则表明了行为具有了骗取他人财产的直接故意。
司法实践中，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容易搞混淆了，导致出入人罪。刑法上的占有与民法上的占有完全不同。民法上，占有是财产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部分权能，占有人对所有权人的物享有的事实上的支配权，是一种事实状态，不包括价值判断，一般地除了抵押、质押、担保等情形外，行为人占有他们的财产的目的是为了使用财产，即从占有权能够引申到使用权。刑法上的“占有”，实际上是指全面行使物的所有权，包括对物的交易、赠与、抛弃等;民法上的“占用”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同。正确区分这两种概念的区别，不会错误地将民法上的占有、占用认定为刑法上的占有，从而将合同欺诈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一些地方，存在着利用签订合同，骗取对方的预付款，供自己经营使用或者进行其他牟利活动，当对方催促履行合同时，则以各种借口推脱，在获利后再归还对方的预付款，即所谓“借鸡生蛋”的这种情形。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如果能够还款，除借用财物进行违法犯罪这种情形外，都是非法占用，是合同欺诈行为，如果不能够还款，则由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合同诈骗。对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25日《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记要》作了规定，“行为人无履约诚意，并不代表其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为人只想暂时‘占用’他人财物，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8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则规定的更为详细，“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款、货物、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项无法归还的，就可认定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合同诈骗罪的数额
成立合同诈骗罪的条件之一是“数额较大”。合同诈骗涉及三种数额，即受骗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和行骗数额。
受骗损失数额指犯罪分子的诈骗行为实际造成的损失数额;
实骗数额即受骗者被骗而实际交付给犯罪分子的财产数额;
行骗数额指犯罪分子主观上预计到的诈骗的总的数额，一般是指合同标的额。
多数情况下，受骗损失数额与实骗数额是相同的，但也存在受骗损失数额大于实骗数额的情形，如资金被骗走，工厂、企业无流动资金，造成了停产、破产，受骗损失数额大于受骗数额。行骗数额一般也是大于实骗数额，由于种种原因，行为人并不能全部取得意欲行骗的全部财物。对于以以上哪三种数额作为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的依据，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6 年制定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本人认为，对诈骗数额的认定应区分两种情况，在犯罪既遂的场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1996 年制定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犯罪未遂的情况下，还是以诈骗分子行骗的合同标的数额认定诈骗数额更为科学。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