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第600号
（1994年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42号发布 根据2005年12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08年2月18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根据2011年7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法）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税法第一条第一款所说的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
第三条 税法第一条第一款所说的在境内居住满一年，是指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居住365日。临时离境的，不扣减日数。
前款所说的临时离境，是指在一个纳税年度中一次不超过30日或者多次累计不超过90日的离境。
第四条 税法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所说的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是指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所说的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是指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
第五条 下列所得，不论支付地点是否在中国境内，均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一）因任职、受雇、履约等而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二）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三）转让中国境内的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财产或者在中国境内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四）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五）从中国境内的公司、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第六条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是居住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个人，其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只就由中国境内公司、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支付的部分缴纳个人所得税；居住超过五年的个人，从第六年起，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全部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七条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是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连续或者累计居住不超过90日的个人，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由境外雇主支付并且不由该雇主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负担的部分，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八条 税法第二条所说的各项个人所得的范围：
（一）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是指：
1．个体工商户从事工业、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以及其他行业生产、经营取得的所得；
2．个人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取得执照，从事办学、医疗、咨询以及其他有偿服务活动取得的所得；
3．其他个人从事个体工商业生产、经营取得的所得；
4．上述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取得的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各项应纳税所得。
（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是指个人承包经营、承租经营以及转包、转租取得的所得，包括个人按月或者按次取得的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
（四）劳务报酬所得，是指个人从事设计、装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疗、法律、会计、咨询、讲学、新闻、广播、翻译、审稿、书画、雕刻、影视、录音、录像、演出、表演、广告、展览、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纪服务、代办服务以及其他劳务取得的所得。
（五）稿酬所得，是指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报刊形式出版、发表而取得的所得。
（六）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指个人提供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提供著作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不包括稿酬所得。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八）财产租赁所得，是指个人出租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九）财产转让所得，是指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十）偶然所得，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
个人取得的所得，难以界定应纳税所得项目的，由主管税务机关确定。
第九条 对股票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第十条 个人所得的形式，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所得为实物的，应当按照取得的凭证上所注明的价格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无凭证的实物或者凭证上所注明的价格明显偏低的，参照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所得为有价证券的，根据票面价格和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所得为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的，参照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
第十一条 税法第三条第四项所说的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是指个人一次取得劳务报酬，其应纳税所得额超过2万元。
对前款应纳税所得额超过2万元至5万元的部分，依照税法规定计算应纳税额后再按照应纳税额加征五成；超过5万元的部分，加征十成。
第十二条 税法第四条第二项所说的国债利息，是指个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而取得的利息；所说的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是指个人持有经国务院批准发行的金融债券而取得的利息。
第十三条 税法第四条第三项所说的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是指按照国务院规定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院士津贴、资深院士津贴，以及国务院规定免纳个人所得税的其他补贴、津贴。
第十四条 税法第四条第四项所说的福利费，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提留的福利费或者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的生活补助费；所说的救济金，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支付给个人的生活困难补助费。
第十五条 税法第四条第八项所说的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得，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规定免税的所得。
第十六条 税法第五条所说的减征个人所得税，其减征的幅度和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七条 税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说的成本、费用，是指纳税义务人从事生产、经营所发生的各项直接支出和分配计入成本的间接费用以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说的损失，是指纳税义务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营业外支出。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义务人未提供完整、准确的纳税资料，不能正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
第十八条 税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说的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是指纳税义务人按照承包经营、承租经营合同规定分得的经营利润和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所说的减除必要费用，是指按月减除3500元。
第十九条 税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所说的财产原值，是指：
（一）有价证券，为买入价以及买入时按照规定交纳的有关费用；
（二）建筑物，为建造费或者购进价格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三）土地使用权，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开发土地的费用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四）机器设备、车船，为购进价格、运输费、安装费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五）其他财产，参照以上方法确定。
纳税义务人未提供完整、准确的财产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财产原值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财产原值。
第二十条 税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所说的合理费用，是指卖出财产时按照规定支付的有关费用。
第二十一条 税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项所说的每次，按照以下方法确定：
（一）劳务报酬所得，属于一次性收入的，以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属于同一项目连续性收入的，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二）稿酬所得，以每次出版、发表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三）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一项特许权的一次许可使用所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四）财产租赁所得，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五）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支付利息、股息、红利时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六）偶然所得，以每次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
第二十二条 财产转让所得，按照一次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计算纳税。
第二十三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共同取得同一项目收入的，应当对每个人取得的收入分别按照税法规定减除费用后计算纳税。
第二十四条 税法第六条第二款所说的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的捐赠，是指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
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第二十五条 按照国家规定，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第二十六条 税法第六条第三款所说的在中国境外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是指在中国境外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
第二十七条 税法第六条第三款所说的附加减除费用，是指每月在减除3500元费用的基础上，再减除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数额的费用。
第二十八条 税法第六条第三款所说的附加减除费用适用的范围，是指：
（一）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中工作的外籍人员；
（二）应聘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外籍专家；
（三）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而在中国境外任职或者受雇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
（四）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人员。
第二十九条 税法第六条第三款所说的附加减除费用标准为1300元。
第三十条 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参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应当分别计算应纳税额。
第三十二条 税法第七条所说的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是指纳税义务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该所得来源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应当缴纳并且实际已经缴纳的税额。
第三十三条 税法第七条所说的依照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是指纳税义务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区别不同国家或者地区和不同所得项目，依照税法规定的费用减除标准和适用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同一国家或者地区内不同所得项目的应纳税额之和，为该国家或者地区的扣除限额。
纳税义务人在中国境外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实际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低于依照前款规定计算出的该国家或者地区扣除限额的，应当在中国缴纳差额部分的税款；超过该国家或者地区扣除限额的，其超过部分不得在本纳税年度的应纳税额中扣除，但是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的该国家或者地区扣除限额的余额中补扣。补扣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第三十四条 纳税义务人依照税法第七条的规定申请扣除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时，应当提供境外税务机关填发的完税凭证原件。
第三十五条 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支付应税款项时，应当依照税法规定代扣税款，按时缴库，并专项记载备查。
前款所说的支付，包括现金支付、汇拨支付、转账支付和以有价证券、实物以及其他形式的支付。
第三十六条 纳税义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规定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一）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
（二）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
（三）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
（四）取得应纳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
（五）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义务人，在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纳税义务人办理纳税申报的地点以及其他有关事项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七条 税法第八条所说的全员全额扣缴申报，是指扣缴义务人在代扣税款的次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其支付所得个人的基本信息、支付所得数额、扣缴税款的具体数额和总额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
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八条 自行申报的纳税义务人，在申报纳税时，其在中国境内已扣缴的税款，准予按照规定从应纳税额中扣除。
第三十九条 纳税义务人兼有税法第二条所列的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的所得的，按项分别计算纳税。在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税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所得的，同项所得合并计算纳税。
第四十条 税法第九条第二款所说的特定行业，是指采掘业、远洋运输业、远洋捕捞业以及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行业。
第四十一条 税法第九条第二款所说的按年计算、分月预缴的计征方式，是指本条例第四十条所列的特定行业职工的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的税款，按月预缴，自年度终了之日起30日内，合计其全年工资、薪金所得，再按12个月平均并计算实际应纳的税款，多退少补。
第四十二条 税法第九条第四款所说的由纳税义务人在年度终了后30日内将应纳的税款缴入国库，是指在年终一次性取得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的纳税义务人，自取得收入之日起30日内将应纳的税款缴入国库。
第四十三条 依照税法第十条的规定，所得为外国货币的，应当按照填开完税凭证的上一月最后一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依照税法规定，在年度终了后汇算清缴的，对已经按月或者按次预缴税款的外国货币所得，不再重新折算；对应当补缴税款的所得部分，按照上一纳税年度最后一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第四十四条 税务机关按照税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付给扣缴义务人手续费时，应当按月填开收入退还书发给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持收入退还书向指定的银行办理退库手续。
第四十五条 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和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式样，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统一制定。
第四十六条 税法和本条例所说的纳税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第四十七条 1994纳税年度起，个人所得税依照税法以及本条例的规定计算征收。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8月8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对来华工作的外籍人员工资、薪金所得减征个人所得税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2005年《公司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第2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第3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该条规定了公司担保制度，并确立了公司对外担保的三项特殊规则，即：一是由公司章程先行进行规定。通过公司章程，预先对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决策程序等进行概括性约定；二是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在公司设立后，每次实际实施对外担保经营行为时，须由公司决策机关对该等事宜进行表决；三是涉及关联交易时限制关联股东的投票权。即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必须召开股东（大）会；投票时，关联股东不得参加，且该项表决须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条的适用，《人民司法》杂志社编著的《法律规则的提炼与运用重述（商事卷）》“第一部分 公司法”“公司对外担保法律效力的司法认定”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认为，“担保债权人对公司提供的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承担形式审查义务。相关决议形式上合法有效，且担保债权人在审查时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的，公司以决议存在实质上的瑕疵为由主张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该法律规则不是司法解释的内容，但由于它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以及学界权威专家的意见，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对我国司法实务界尤其是法院审判有直接影响。根据这一法律规则，担保债权人在担保合同签订前，对于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的形式审查义务乃为法定义务，如若不为或者为而存在重大过失，则应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为此，对于本条的法律属性，我们可以作反向推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前述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对于《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属性的认定，应该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该等条文内容来看，对于公司担保的程序问题，《公司法》第16条不仅规定了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要形成法人意思，作出相关决议，而且规定了这一事项要先行规定于公司章程，因此，无论是将“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作为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的形成依据，还是从法条行文角度将“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和“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视为并列关系，如果将《公司法》第16条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担保债权人在担保合同签订前不仅应该审查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而且应该审查“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然而，按照前述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设定的逻辑，担保债权人只需单对“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承担形式审查义务，而无需对“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承担形式审查义务，这样就会产生许多疑问和规范适用上的冲突：
第一，这种选择性“形式审查”规则适用的理由与法律依据是什么？
第二，无论“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这一“依照”存在与否，担保债权人在对“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作形式审查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时，为什么就必然会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呢？两者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或者关联性？
第三，担保债权人在对“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作形式审查时，其审理的合理限度和注意义务的合理程度是什么？是仅仅将“决议有无”作为判断标准吗？规则中的“实质性的瑕疵”的法律内涵又是什么？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表违反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伪造、变造相关决议的情形是否应包含在内？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形成后，如因工作失误等诸多原因于其上没有董事、股东的签字、或者仅有某一或少数董事、股东的签字、或者仅有董事长（执行董事）、控股股东的签字，这种情形是否属于“实质性的瑕疵”？如否，这种商事外观上的瑕疵，担保债权人是否可以据此认定公司没有担保能力，还是据此认为公司没有形成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探究该等决议背后的董事会、股东会的真实意思表示？更进一步言，既然“实质性的瑕疵”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那么,“举重以明轻”，形式性的瑕疵”就更不应当影响担保合同效力，如此，那设定担保债权人形式审查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这一民事义务其法律意义又是什么呢？
第四，既然《公司法》第16条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果公司章程未对公司对外担保问题先行作出相关规定时，由于缺乏“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之依据，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迳行作出“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是否会因为违反该条规定而导致无效？
第五，进一步地，既然该条文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什么对外担保事项却又不属于《公司法》第25条、第82条规定的公司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是立法上的疏漏吗？……如此等等。
在面临上述诸多疑问时，前述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显然未作回答或者无从回答。因此，笔者以为，前述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是有失偏颇的，有必要予以澄清。为更好地理解《公司法》第16条规定以及准确认定公司担保的法律效力问题，笔者从违反该条文规范属性及违反该条规定的不同情形的法律后果分析与评析、该条文对公司对外担保合意形成的法律效力认定以及公司对外担保不同阶段适用的法律规范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一、《公司法》第16条规范属性及违反该条规定的不同情形的法律后果分析与评析
在公司对外担保问题上，从条文规定的角度，对于《公司法》第16条的违反，典型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十种：(1)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但由董事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2)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但股东（大）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3)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由董事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4)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虽由股东（大）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但关联股东未予以回避；(5)公司章程有先行规定，但未召开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6)公司章程有先行规定，虽召开董事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但超出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的限额规定；(7)公司章程有先行规定，虽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但超出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的限额规定；(8)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公司章程虽有先行规定，但未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9)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公司章程虽有先行规定，但规定由董事会形成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在具体实施时，未召开董事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10)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公司章程虽有先行规定，但规定由董事会形成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在具体实施时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并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对此，下面予以具体分析：
（一）《公司法》第16条第2、3款规范属性和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未作规定情形下的法律后果分析与对公司担保事项影响之评析
1、公司章程对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具有“沉默权”
对于前述所谓的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1)至(4)种情形，其共同点均在于对对外担保问题“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那么，在“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的情形下，公司是否有权对外提供担保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厘清对外担保事项的性质以及对外担保事项与公司章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1)对外担保事项的性质
对对外担保事项的性质，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外担保是一种日常公司经营行为，无异于公司其他的经营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担保事关相关主体的利益，存有风险，应不同于公司的其他经营行为。在商事活动中，无论从公司内部看还是从公司外部看，公司任何一种经营行为都会事关相关主体的利益；市场交易能够持续进行，其实现基础就在于对对方当事人信用的信赖，亦不可能有不存在风险之幸，故以“担保事关相关主体的利益，存有风险”为由而将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区分于公司的其他经营行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仅如此，在《公司法》等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对于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只局定于禁止经营、特许经营界限，公司对外担保并不位列其中。换言之，公司是否对外提供担保也完全属于由公司决策机构根据公司自身经营的实际情况予以决定的事项。因而，对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性质，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之日常公司经营行为说。
(2)对外担保事项与公司章程的关系
所谓公司章程，是指由公司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下同）依法制定的、规定公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公司机构以及经营管理基本规则等重大事项的基本文件，体现了全体股东的共同意志。对于公司章程的性质，学界争议较大，存在宪章说、自治说、契约说、共同法律行为说等多种观点，由于公司章程的内容包括法定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股东约定的任意记载事项，是在国家法律规范下的、经全体股东“自治”固定下来的共同意思表示，故笔者赞同“共同法律行为说”。
依据《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公司对外担保问题，股东应先行于公司章程中予以规定，并在具体对外担保的事项实施中应视该等规定作为公司决策机构进行决策之依据。但是，如果公司章程没有对公司对外担保问题作出规定，即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问题保持“沉默”时，是否应视为对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限制？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公司法》第2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第82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设立方式；（四）公司股份总数、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五）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六）董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九）公司利润分配办法；（十）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十一）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十二）股东大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从上述两个条文的内容来看，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并不属于公司章程的绝对必要的记载事项。其作为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在公司设立实践中，也常常在制订公司章程时被发起人所忽略。显而易见，这种忽略依据《公司法》第16条规定并不能直接得出公司不能从事对外担保事项这一结论，当然也绝非发起人否定公司对外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何况，从私法的角度，“法无明文禁止即允许”，由于公司对外担保是一种经营行为，在公司章程未作禁止时，公司的决策机构出于正常的商业判断基于对外担保而作出的决策就不能视为对于公司忠实义务的违反，而本应就是公司最正常不过的一项经营活动。因此，笔者以为，公司对外担保并不以公司章程有所规定作为前提，公司章程对对外担担保问题保持“沉默”时，不能视为对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限制。
(3)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公司章程对对外担保事项享有“沉默”权。在对外担保问题上，“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并不会导致对公司的担保能力的直接否认，亦不应视为其担保能力受到禁止或限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之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笔者以为，在公司章程这个层面上，对外担保适用规则之一就是：一般情况下，当公司章程对对外担保事项另有规定下则应依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在公司章程对对外担保事项保持“沉默”的情形下，就应视为股东已将对外担保的决定权已授权给予了公司的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除了前述分析之理由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现代公司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与公司的经营权相对分离，按照这一原则，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股东选定的公司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对一般经营性事项作出决策时，只要这种决策属于正常的商业判断范围，股东及公司就要承担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经营决策的后果。
2、《公司法》第16条第2、3款规范属性和对前述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1)、(3)种情形的评析
(1)对前述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1)种情形的评析
基于前述结论和适用规则之一，前述所谓的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1)种情形，即“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但由董事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显属董事会基于对外担保事项而对公司自身带来的盈利和风险进行权衡后所做出的一项正常决策，不应属于瑕疵决议，更不为非法行为。
(2)《公司法》第16条第2、3款规范属性和对前述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3)种情形的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