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三见法学家马克昌老师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唐时华



今日，惊悉法学泰斗、武汉大学马克昌教授不幸仙逝，不禁万分悲痛，也不由想起和马老的三次短暂相见来。
2009年1月8日上午，由云南高院组织举办的“法治之光”系列知识讲座，马老应邀来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法官们讲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来自云南三级法院的部分法官以及部分检察官和公安干警近500人齐聚一堂，马老的讲课幽默风趣，意蕴悠远，他还结合了云南法院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该案例当时被拍成《血色宽恕》电视片）进行讲解，在马老的讲课课程中，大家不时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
第二次见面是2009年8月19日，“第七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于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和京师高铭暄刑事法学发展基金共同协办。在这个领域有很深研究的马老。自然也在应邀之列。作为研讨会的采访记者，在会议短暂间隙，我有幸向马老请教。马老耐心地对我进行了指点，并饶有兴趣地问及我毕业的学校、专业以及在法院工作的情况，听说我在工作之余坚持写作，马老很高兴，他鼓励我多看书，多学习，多到一线进行实践调研。最后，还亲切和我合影留念。
第三次见到马老是在2009年8月22日上午，当时，武汉大学法学院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2009届硕士研究生班开学典礼。记得在开学典礼上，马老从三个方面作了一个简短精辟学术报告。记得他当时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业化和大众化的关系。他认为法官是一个职业化的群体，业务上要精通，就必须学习掌握法律专业知识。同时司法本身具有人民性，司法的大众化必须与职业化有机结合起来。二是学习国外理论与立足中国国情的关系。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要学习国外有益的法律文化，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但是学习国外理论，不能脱离中国国情，要将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三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作为法官，要注意总结实践经验。法学理论不是空洞的，而是和司法实践紧密结合的，要把死的知识变成活的经验。这次讲课上的观点，其实就是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上间隙马老指点我的观点的精神相似，只是这次讲课时间相对充裕，所以讲得更深入，在座的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三次见面，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作为一名法学学子，能听到马老的讲课，尤其是能当面得到马老的鼓励和指点，实在难得！马老亲切和蔼、幽默风趣的形象深深留在我的心中。
今日，突然得知马老仙逝，难以相信，于是，再次到互联网上查证，铺天盖地的新闻，不禁翻出以前我们的合影，看着他清瘦的面颊，想起那次他的面带微笑的谆谆教诲，不禁已是泪流满面。
怀想马老一生，历经坎坷，少年丧父，目睹日寇入侵，后被打成“右派”，然先生即使身处困境，不忘发奋图强；八十高龄，奔走讲学，硕果累累，当为法律人楷模。一腔热血，一生之系，不计个人安危，都系报国法治宏图理想，矢志不渝。这是中国几千年知识分子胸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实写照，这是当代法律人法治天下的人间大爱。
大师一去，音容宛在；法治重任，后继有人。愿先生一路走好！

2011年6月23日夜于昆明

著名法学家马克昌简介：
著名法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昌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6月22日19时16分在武汉逝世，享年85岁。
马克昌，1926年8月生，河南西华人， 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后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师从前苏联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教授专门从事刑法学研究。他于1952年返回武汉大学任教，曾于1977年受委托，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吴法宪的辩护人，并参加过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工作。马克昌曾任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马克昌与人大高铭暄教授合称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北高南马”。他积极参与国家立法，作为新中国法学奠基人之一，为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高晓松醉驾案”谈“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最近，因“危险驾驶罪”是否一律入罪的问题，包括人民日报、京华时报、检察日报、新浪网在内的多家媒体竞相报导，而包括法官、法学教授、律师及普通网民在内的各群体的看法也可谓是“百家争鸣”。前不久，笔者也特意写了一篇博文《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以阐述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该博文部分观点随后被有关媒体引用。笔者对于“危险驾驶罪”是否一律入罪的问题不再赘述，现主要阐述“因醉酒驾驶问题涉嫌的‘危险驾驶罪’中存在的共犯（本文中“共犯”均指“共同犯罪”）问题”。

所谓“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即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参加共同犯罪时，不论其分工如何，参与程度如何，所有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总是有机联系的，在整个犯罪的链条中，这些行为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如实行行为与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等构成的共同犯罪。

现结合高晓松醉驾案进行分析：

一、假设与高晓松一起喝酒的朋友A先生在明知高晓松开车前来时主动劝其喝酒，且在高晓松准备开车回家时未加以阻止，从而发生被判“危险驾驶罪”的情况下，A先生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笔者认为，A先生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其劝酒行为应该属于高晓松“危险驾驶罪”的帮助行为，属于帮助犯。帮助行为，是指为其他共同犯罪人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

首先，从主观方面分析，A先生明知高晓松开车前来，也应知高晓松有开车回去的可能而劝其喝酒，并在明知高晓松驾车回家的情况下未加以阻止，从而放任了其危险驾驶罪的发生，在刑法理论上可以称之为“间接故意”。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有意放任，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不包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放任是以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具有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种或然性为前提的，如果行为人已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结果而又决意实施的，则根本不存在放任的可能，其主观意志只能是属于希望结果的发生的直接故意。

其次，从客观方面分析，A先生确实实施了劝酒行为，并对高晓松醉酒驾车行为起到了一个推动或者帮助的作用，且在其醉酒驾车时未及时阻止，置该醉酒驾车行为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

再次，从犯罪客体方面分析，A先生所帮助的实行行为（即高晓松的醉酒驾驶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为公共安全（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综上分析，A先生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但由于A先生在该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性的作用，属于从犯，根据刑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假设高晓松的朋友B先生做东请高晓松等二、三个好友一起喝酒，但B先生并未劝酒，只是在高晓松醉酒之后将其送上车或者目送其开车回家，B先生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笔者认为，B先生也应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

理由为：B先生在客观上为高晓松的醉酒行为提供了帮助，而且喝酒的人数少，B先生应尽到注意的义务。而B先生在明知或应知高晓松醉酒的情况下开车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即会触犯“危险驾驶罪”）而未加阻止或将其送上车，说明B先生在主观上应当知道这种犯罪行为会发生但却放任（或希望）这种犯罪行为发生，主观上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故意。

结束语：

中国的酒文化博大精深，俗话说：“无酒不成席”。但是笔者认为：无酒虽不成席，但因为喝酒开车丢了性命或者使他人丢了性命，那都是让亲人痛不欲生的事情。正所谓“司机一滴酒，亲人一滴泪”。

醉酒驾车是否一律入罪，如今已成为大家谈论的焦点。那么我现在想提醒的是：请勿将醉酒驾车的责任让驾驶者一个人扛着，如果您是他的朋友，在他喝酒时您就应该及时制止，或者在他喝醉酒开车时也要极力制止。不管您是否真的会构成犯罪，但他毕竟是您的朋友。


作者：北京市博颢律师事务所 徐勇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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