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纵向差序格局
——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
贺胤应
【摘 要】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法治建设的差异性，文章称之为“差序格局”。其分为纵的方向和横的方向两方面。作为基础性的阶段思考，本文着重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探讨了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认为人口的文化素质、大众媒介、法治建设的文化土壤是形成这种差序格局的文化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法治 差序格局 人口的文化素质 大众媒介
一、提出问题
考察中国二十多年法律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这二十多年，历经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过程。
1978年，中国开始了法制的重建。当时，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社会主义法制发表讲话时曾明确指出，中国需要一大批具有权威、真正得到执行的法律。此后，中国进入了所谓的“立法爆炸”时期，大量的法律、法规、条例被制定。到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改革和建设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立法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法律部门。简而言之，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法制”，可以称为“法制国家”。[1]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及与时俱进的务实精神的正确指引下，党的十五大上，中共中央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随后将其写进了宪法。这标志着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中国适时地开始了由“法制”向“法治”的迈进。
从“法制”到“法治”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法制与法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互相替代，但关系密切。法制是法律制度，是人们活动的规范或秩序系统；法治以法制为基础，没有法制的法治是不存在的，但是有法制却未必有法治。法制强调实存的规范、秩序；法治则是对法制的价值要求，它要求法制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同时要求法制在程序上、形式上也应当是公正的，例如明确性、平等性、公平性等。[2] 由此可见，实现“法制”易，要“法治”则非一件易事。尤其是在我国目前的转型时期，法治建设刚刚开始步入轨道，千头万绪交织其中，“依法治国”虽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被确立，但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含义还没有达成共识，发展的方向还没有完全的清晰和明确，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法治建设也一样，“法治形成，是一个社会过程，它需要的是一个时间区间，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点”。[3] 通往法治国家的道路注定漫长而艰难，充满了危险、失误和幻想。[4] 鉴于此，笔者认同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对法治的感受存在于对法治的追求过程当中，它好比绝对真理一样或许永远无法被完全地实现，但是我们总是在无限地接近它，并且与此同时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相对法治。”[5]
进而，我在思考中国的法治建设时，发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法治建设的差异性，为便于研究，我将这种差异性称之为“差序格局”。[6]这种差序格局可分为纵的方向和横的方向两方面。纵向的差序格局是指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横向的差序格局是指港澳台地区、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也会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形成这种差序格局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作为基础性的阶段性思考，同时为将问题说透彻，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谈一谈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
二、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之划分。[7]
从研究法治建设进程中之差异性的角度出发，参考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设置，我从纵向的角度划分出三片区域来：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
在传统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路径里，从纵的方向一般分为城市和农村，简称“城乡”。这种划分源于城市和农村存在的巨大差别，具有一定合理性。在我看来，这种划分是粗糙的。它抹杀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显著而重要的区别。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虽同为城市，但在市民素养、居民收入、城市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足以影响到我们社会的进步、法治的建设。其次，至2001年底，全国地级区划数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县级区划数2053个，其中县级市293个；地县级市658个，市辖区808个。[8]依据本文下面谈到大城市的划分方法，减去34个省级行政区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余下的皆为中小城市，可见中小城市数量之多。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得“善待”中小城市。
本文所指的大城市，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包括两类。一是省级行政区划的直辖市；一是各个省会城市。这两类城市具有如下特点：人口已远远超过百万，有的甚至已经超过千万；是一个省级行政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的甚至还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最早实现四个现代化，且已经成为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标。
本文所称的中小城市，也包括两类。一是中等城市，一是小城市。中等城市在行政级别上来说，为地厅级；中等城市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市辖区，但所辖区的规模都不大，城市规模上远小于省会城市。小城市主要包括不设区的市的城区，县城的城区等，行政级别为县级区划，规模仅一个城区而已，住着密度相对较高的人口。之所以将两者放在一起，合称“中小城市”，是因为，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在城市规模上相差不大，许多中等城市都是由小城市升格而成，在市民素养、居民收入、城市文化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同构性，差异较小。
小城市、县与大城市、中等城市在行政上有隶属关系，因此，本文所指的市辖区一般都归属于大城市、中等城市的范围；非市辖区的县级城市和小县城都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以陕西省的西安市、咸阳市、韩城市为例。雁塔区、新城区归属于西安这个大城市的范围，而周至、户县等县的城区则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咸阳是中等城市，秦都区、渭城区等属于咸阳这个中等城市的范围，其它的县的城区则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韩城市属于县级市，自然也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
除城市以外的地区，都是本文所指的“农村地区”。
为便于观察，制图如下：
农村地区
城区X
市辖区A、B、C…
城区Y
三、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试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
郝铁川教授在《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中认为，现代法治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的支持，偏激一点说“愚昧无法治”。[9]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将法治视为与文化素质水平有着前后相承的时间关系，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被认为是外生于法治的异物并且是先于法治的，于是借口文化素质水平的先行来否定法治或借口文化素质水平的落后来拖延法治进程就会成为逻辑与实践的高概率发展方向，法治有可能在文化素质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存在。进而认为，文化素质的高低并不是影响法治秩序的决定性因素，相反，法治秩序可以通过合理设置制度结构来引导帮助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10]对于这种建设性意见，我是认同的，并且认为郝铁川教授文中的“社会文化水平的制约”部分仅谈“人口的文化素质”是较为狭窄的。社会文化水平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是一个人口文化素质所能涵盖。本部分拟从人口的文化素质、大众媒介、法治建设的文化土壤三方面探讨此问题。
（一） 人口的文化素质
郝铁川教授在《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中，详谈了领导层（掌握不同决策权力的人口，即政策、法律的实际创意者、决策者）、执行层（在各级政府、团体中具体贯彻、实施政策和法律的工作人员的人口）、承受层（社会一般大众人口）的人口的文化素质，这种分类模型颇值借鉴。本文拟借用这种分类模型探讨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内人口的文化素质。
在大城市，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高。这种“高”表现在具有很高的学历，大多都是大专以上学历。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则存在分化现象。既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口，如公私企业的白领及以上阶层、事业单位里的高级雇员等；也有低文化素质的人口，如由村民转化为市民的人口、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口、常年在城市打工并已经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这几类人口的文化素质较前一类人口的文化素质要低，但大多也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次之。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与大城市没有多大差距，也存在一定的分化，分化的类型也与大城市相似。
农村地区的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低。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种状况，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必须到基层去锻炼两年等。本来就是城市人口或已经完全“城市化”的大学生之所以到农村地区去，很大程度上是想赚取一种“政治资本”，他们在农村不会干长久，时间到了，最终还是要回到城市去。农村地区的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低，大多数农民最高学历都是初中，稍高一点的学历（中专、高中）的农民大多都会想法设法跳出“农门”，到城市去谋一份职业，创一番天地。
人口的文化素质之高低主要是以学历作为衡量标准，可以说明的问题是，对于当代日益专门化、复杂化的法律的执行，大城市效率最高，中小城市次之，农村地区最小。想使法律在农村地区得到较为理想的实施、执行，就得靠农村地区的干部（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的“解说”了。在某种程度上，农村地区的干部在这里充当了一个法律实施的“转化器”。由于他们本身的文化素质就存在问题，在实施、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出入。既有可能借国家名义进行“权力寻租”，也有可能加重农民负担，还有可能保护国家的利益等。实施、执行法律的过程所形成的知识不仅是地方性的，而且是非常个人化的，是难登大雅之堂、交流起来不经济的知识。因此也是不值得大规模生产即进入书本的知识。[11]但当事人双方“心知肚明”，最终形成的书面文件却是符合既定法律形式的。
人口的文化素质之高低不能完全说明的问题是，农村的人就一定比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人不遵守法律（殊不知，许多贪污案、玩忽职守的大案都发生在城市；殊不知，“包二奶”往往是学历高的城市人所为）。但受过高学历教育的人口一般都接受过比较正式的法律教育（如非法律院校的《法律基础课》），而其他的人口则不具有这种教育经历。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口的文化素质的差异必然会使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之间的法治建设呈现一定的差异性。
（二）大众媒介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财政局制订的《上海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财政局制订的《上海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沪府办发〔2011〕1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市财政局制订的《上海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一年一月四日
上海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支出责任，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充分体现政府公共服务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部发布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09〕76号）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概念）
本办法所称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以下简称“绩效评价”），是指本市财政部门、预算主管部门和预算单位（以下简称“部门（单位）”）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对财政支出产出和效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三条（评价主体）
本市财政部门和部门（单位）是绩效评价的责任主体。
财政部门是指市财政局、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各区县财政局。
部门（单位）是指与财政部门有预算缴款、拨款关系的国家机关、政党组织、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第四条（适用范围）
财政性资金安排的支出，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基本原则）
绩效评价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科学规范。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二）公正公开。绩效评价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可靠，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三）分级分类。绩效评价由各级财政部门、部门（单位）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分类组织实施。
（四）绩效相关。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第六条（评价依据）
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
（一）国家、本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规章制度；
（二）国家、本市各级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
（三）各级财政部门制定的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及工作规范；
（四）部门（单位）职能职责、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绩效目标；
（五）相关行业政策、行业标准及专业技术规范；
（六）部门（单位）预算申报的相关材料、依法批复的部门（单位）预算；区县及以下各级政府申请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相关资料；
（七）部门（单位）决算报表及报告；
（八）审计部门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年度审计报告；
（九）其他相关材料。
第七条（组织领导）
绩效评价工作由财政部门统一组织领导。财政部门应当设立或指定专门机构，负责绩效评价管理工作。
第八条（评价经费）
实施绩效评价所需经费，应当纳入本部门（单位）预算。
第二章绩效评价的对象和内容
第九条（评价对象）
绩效评价的对象，包括部门（单位）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
第十条（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
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包括基本支出绩效评价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应当以项目支出为重点，重点评价一定金额以上、与本部门职能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的项目。有条件的财政部门、部门（单位）可以对部门全部财政支出进行评价。
第十一条（转移支付支出绩效评价）
本市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原则上应当重点对享受资金较多的区县进行绩效评价；专项转移支付支出，原则上应当以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支出为重点进行绩效评价。
第十二条（评价内容）
绩效评价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绩效目标与战略发展规划的适应性；
（二）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状况和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及其收益管理情况；
（三）为加强管理所制定的相关制度、采取的措施等；
（四）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包括是否达到预定产出和效果等；
（五）需要评价的其他内容。
第十三条（评价周期）
绩效评价一般以预算年度为周期，对跨年度的重大（重点）项目可以根据项目或支出完成情况，实施阶段性评价。
第三章绩效目标
第十四条（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是被评价对象使用财政资金计划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根据不同情况由财政部门和部门（单位）分别或共同设定。
第十五条（绩效目标编制要求）
绩效目标应当编入部门年度预算。
第十六条（绩效目标内容）
绩效目标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产品和服务的数量目标、质量目标、时效目标、成本目标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目标；
（二）达到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所必需的资源；
（三）支出的预期效果，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四）衡量或评估每一项目活动的相关产出、服务水平和结果的考核指标。
第十七条（绩效目标相关要求）
绩效目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指向明确。绩效目标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部门职能及事业发展规划，并与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方向、效果紧密相关。
（二）具体细化。绩效目标从数量、质量、成本和时效等方面进行细化，尽量进行定量表述。不能以量化形式表述的，可以采用定性的分级分档形式表述。
（三）合理可行。制定绩效目标经过科学预测和调查研究，目标的确定符合客观实际，并以结果为导向。
第四章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方法
第十八条（指标设置原则）
绩效评价指标是指衡量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考核工具。绩效评价指标的确定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相关性。绩效评价指标与绩效目标有直接的联系，能够正确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
（二）重要性。优先使用最具部门（单位）或行业代表性、最能反映评价要求的核心指标。
（三）系统性。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系统反映财政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四）经济性。绩效评价指标设计通俗易懂、简便易行，数据的获得考虑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第十九条（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
绩效评价指标分为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
（一）共性指标是适用于所有部门的指标，主要包括预算执行情况、财务管理状况、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及其收益管理情况以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衡量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指标。
（二）个性指标是针对部门和行业特点确定的适用于不同部门的指标。
绩效评价指标由财政部门和部门（单位）分别或共同制定。
第二十条（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标准是指衡量财政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尺度。绩效评价标准的选用应当坚持客观公正、简便有效的原则。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可以选用不同的评价标准。绩效评价标准具体包括：
（一）计划标准，是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数据作为评价的标准。
（二）行业标准，是指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三）历史标准，是指参照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四）其他标准。
第二十一条（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等。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它适用于成本、效益都能准确计量的项目绩效评价。
（二）比较法，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三）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四）最低成本法，是指对效益确定却不易计量的多个同类对象的实施成本进行比较，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它适用于公共管理与服务、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领域支出的绩效评价。
（五）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六）其他评价方法。
第二十二条（方法选用）
绩效评价方法的选用，应当坚持定量优先、简便有效的原则。确实不能以客观的量化指标评价的，可以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绩效情况予以评价，以提高绩效评价质量。
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可以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进行绩效评价。
第五章绩效评价的组织管理
第二十三条（财政部门职责）
财政部门负责制定绩效评价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指导、检查各部门（单位）的绩效评价工作，并根据需要，对部门（单位）支出绩效实施评价和再评价。
第二十四条（部门（单位）职责）
部门（单位）负责拟定本部门（单位）绩效评价年度工作计划和具体实施办法，组织实施本部门的绩效评价工作；配合完成财政部门统一组织的绩效评价工作，并接受财政部门对绩效评价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五条（结果报送）
部门（单位）应当将本部门（单位）的绩效评价结果于评价结束后一个月内报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可以对其评价结果进行再评价。
第二十六条（委托代理）
根据需要，绩效评价可以聘请专家或中介机构进行。
第六章绩效评价的工作程序
第二十七条（工作程序）
为确保绩效评价工作的客观公正，财政部门或部门（单位）绩效评价工作应当遵守严格、规范的工作程序，程序一般包括准备、实施、撰写报告三个阶段。
第二十八条（评价准备）
绩效评价准备阶段：
（一）前期论证和设定绩效目标。各预算单位应当对申报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进行前期论证；按照当年部门预算编制要求，申报预算时在财政部门部门预算编制系统中填报绩效目标；预算执行中需要对绩效目标进行调整的，应当及时报财政部门。
（二）确定被评价的部门（单位）或项目。编制部门预算时，部门（单位）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结合项目的重要程度和绩效管理的特点，选择符合绩效评价条件的项目和单位作为备选评价对象，并明确组织实施形式（财政部门组织实施或部门自行组织实施），上报预算时报财政部门。
（三）下达评价通知。财政部门组织或部门（单位）自行组织实施评价的项目或单位，在绩效评价工作正式开始前，财政部门或部门（单位）应当制定评价方案，成立评价工作组，下达绩效评价通知书，确定评价目的、内容、任务、依据、评价时间及要求等方面的情况。
（四）撰写绩效报告。纳入绩效评价的项目或单位在预算年度终了、项目执行完毕或跨年度重大项目实施一定阶段时，部门（单位）应当及时分析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撰写绩效报告。
第二十九条（评价实施）
绩效评价实施阶段：
（一）资料审核。评价工作组对被评价单位提交的相关资料的格式和内容进行审核。
（二）拟定具体评价工作方案。评价工作组根据绩效评价对象和评价通知拟定具体评价工作方案，报财政部门或部门（单位）进行审定。
（三）实施绩效评价。评价工作组对评价对象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可采取现场评价、非现场评价以及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
（四）完成绩效评价。在现场和非现场评价的基础上，评价工作组运用相关评价方法对绩效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形成评价结论。
第三十条（评价报告）
撰写和提交绩效评价报告阶段：
（一）撰写报告。评价工作组按照规定的文本格式和要求，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二）提交报告。评价工作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组织实施绩效评价的财政部门或部门（单位）提交绩效评价报告。部门（单位）自行组织实施绩效评价的，应当在评价工作完成后一个月内，将绩效评价结果和报告报财政部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再评价）
财政部门可以对部门（单位）实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实施再评价。再评价的工作程序是：
（一）确定被评价的部门（单位）及项目；
（二）确定再评价的指标、标准和方法；
（三）具体组织或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再评价，撰写再评价报告；
（四）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第七章绩效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
第三十二条（报告要求）
绩效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应当依据充分、内容完整、数据准确、分析透彻、逻辑清晰。
第三十三条（绩效报告内容）
绩效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基本概况，包括部门（单位）职能、事业发展规划、预决算情况、项目立项依据等；
（二）绩效目标及其设立依据和调整情况；
（三）对预算年度内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总结；
（四）对照绩效目标，对所取得的业绩进行评价；
（五）分析说明未完成项目目标及其原因；
（六）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及建议。
第三十四条（绩效评价报告内容）
绩效评价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二）为实现绩效目标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三）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六）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三十五条（报告格式）
绩效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的具体格式，由市级财政部门统一制定。
第八章绩效评价结果及其应用
第三十六条（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应当采取评分与评级相结合的形式，具体分值和等级可以根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
第三十七条（评价总结与结果反馈）
财政部门和部门（单位）应当及时整理、归纳、分析绩效评价结果，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被评价部门（单位），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评价结果较好的，可以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予以表扬；评价结果未达到规定标准的，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并责令其限期整改，也可以相应核减其以后年度预算。
部门（单位）应当根据绩效评价结果，改进管理措施，完善管理办法，调整和优化本部门预算支出结构，合理配置资源，对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并报财政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结果公开）
绩效评价结果应当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第九章绩效评价行为规范
第三十九条（行为规范）
参与绩效评价工作的机构和相关人员应当遵守以下规范：
（一）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评价工作，保证评价结果客观、准确，并对评价结果承担责任；
（二）严守职业道德规范，不得以任何理由在绩效评价过程中获取不当利益；
（三）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得泄漏被评价单位的有关数据和业务资料等评价信息资料。
第四十条（被评价部门（单位）责任追究）
被评价部门（单位）对提供的数据和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责任，不得对评价结果施加倾向性影响。
第十章附则
第四十一条（对区县财政部门的适用效力）
各区县财政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第四十二条（解释权）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实施日期）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财政局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