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条例

（中国红十字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增强红十字会社会救助工作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有关规定，参照《红十字与红新月灾害救济原则与条例》有关精神，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开展救助工作；建立专项公益事业；开展社区服务及救助、赈济准备工作，可以进行募捐活动。
　　第三条 可向国内企事业单位、团体、组织、个人和社会各界以及在遵守国际红十字运动规定范围内，向国（境）外有关团体、组织、人士进行募捐，也可接受他们捐赠的款物。
募捐和接受捐赠包括动产和不动产。
　　第四条 可采取劝募、义演、义卖以及举办大型活动等形式进行募捐。
可在机场、车站、码头、宾馆饭店、旅游景点以及商场等公共场所设置红十字募捐箱，进行募捐。
　　第五条 募捐和接受捐赠的红十字会，对捐赠者应当坚持自愿的原则；尊重捐赠者的意愿。
接受无指定专项用途的捐赠款物，可作为红十字会的经费，用于发展红十字事业，按红十字会的有关规定管理使用。
　　第六条 募捐和接受捐赠的款物，要"专款专用"、合理分发使用；接受国（境）外捐赠的款物设立专项帐户；均开据捐款收据，办理捐物手续。
　　第七条 根据救助工作需要，地方各级红十字会可在本地区域内开展募捐活动；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可在国内发出募捐的呼吁，并报总会备案；总会可向全国或部分地区红十字会发出开展募捐活动的通知。
　　第八条 建立常设或临时募捐机构，实施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
　　第九条 对确属不适用救助对象需要的定向捐赠物品，按国际惯例，经征得捐赠人同意，报请上级红十字会批准，可将其变卖，所得款项仍用于原救助对象。
　　第十条 为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进行募捐和接受捐赠的款物，在紧急救助阶段结束之后，剩余的款物纳入救灾基金进行管理，其使用办法按《红十字与红新月灾害救济原则与条例》第30条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接受、转赠、使用捐赠款物的红十字会，建立监督、审计制度：
　　（一）接受上级红十字会或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审计；
　　（二）每年向同级理事会报告；
　　（三）国（境）外捐赠的款物，接受国际红十字组织的监督、审计。
　　第十二条 做好募捐的发动、接受、转赠等环节的宣传报道工作。
　　通过书面或新闻媒体向捐赠者反馈募捐和接受捐赠款物使用情况的信息。
　　对捐赠数额较多（包括物资折价）的，可举行捐赠仪式、颁发证书。
　　第十三条 捐赠物资的转送及其所需费用：
　　（一）转送捐赠物资应及时、有效，转送救助物资的红十字会人员及其转送用于救助的物资和交通工具依据红十字会法享受优先通行权利；
　　（二）争取当地政府免收转送捐赠物资的运输、公路、储存等费用；
　　（三）可向当地政府申请资助；
　　（四）根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规定和国际惯例，可从募捐款中提取3-5％的管理费支付。
　　第十四条 每年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汇总省内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款物的数额（按当地价格折合），填报"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情况统计表"，上报总会备案。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可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六条 本条例解释权归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7年7月7日起施行，此前总会的相关文件与本条例不一致者，以本条例为准。
　　第十八条 本条例由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会制定，修改时同。


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的继承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若干问题探析(一)

王冠华

遗产是我国现行《继承法》上继承权的客体，根据该法第3条规定，所谓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就是说，在《继承法》法律层面上，继承客体一般只限于财产权利，而不包括传统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

对于自然人死亡后的股权继承问题，我国《继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9月11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均未明文规定。在2005年《公司法》颁布实施前，对于股权能否成为继承客体，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多无争议，但在范围上一般限定于股权中的财产权益。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2月24日《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4]50号，以下简称《北京高院指导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是与该股东所拥有的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又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3月18日《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三）》（沪高法民二[2004]2号）第3条规定，“继承人、财产析得人或受赠人因继承、析产或者赠与可以获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财产权益，但不当然获得股东身份权，除非其他股东同意其获得股东身份。”

对于股权的性质，无论是1993年《公司法》还是2005年《公司法》，均未作出明确的解释和界定。我国学界也多有争论，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主张“物权（所有权）说”，也有主张“债权说”、“社员权说”的，梁彗星教授持“综合权利说”，江平教授持“独立说”，认为是与所有权、债权并列的一种权利。但争论归争论，学界取得的一致共识是：股权的内容是综合性的，既包括财产权，如分红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亦包括身份权等非财产权，如表决权、诉讼权等。

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文明确规定了所谓的股权继承是指股东资格的继承，而非仅仅是股权中的财产权益的继承。换言之，对于股权中的财产权益的继承，是民事《继承法》上的应有之义；只有集财产权和非财产权于一体的股东资格的继承才构成《公司法》上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2005年《公司法》第76条之规定突破了《继承法》的限制，在继承客体范围方面进行了有效扩充。

但是，“股东资格”又是个什么东西？是否意味着：一、继承人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后依《继承法》继受取得股权中的财产权利后，依《公司法》继承“股东资格”，法律就必然赋予该等继承人取得与此相对应的非财产权利；二、如果前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话，继承人又怎样才能够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对于这些问题，2005年《公司法》没有给出答案。

对于“股东资格”的概念，教科书鲜有涉及，学者讨论似乎也不多。《北京高院指导意见(试行)》第11条给出了一个概念，称“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实际出资数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确认股东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具体案件中对事实证据的审查认定，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选择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从这一概念出发，结合前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股东资格的取得意味着继承人必然取得与此相对应的财产权利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取得与此相对应的非财产权利。对于非财产权利的最终取得还取决于两个条件：一、当公司章程有特别规定的，依特别规定取得或者失去非财产权利；二、当公司章程未作特别规定的，尚须经过一个确认程序，继承人方能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

对于股东资格的取得时间，2005年《公司法》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根据《继承法》第2条规定，对于股权的财产权益，依继承的一般原理，其“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但对于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益，其在程序确认之前获授“股东资格”的发生时间应如何确定节点，在2005年《公司法》中亦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笔者不赞同王利明教授“物权（所有权）说”之股权性质观点，但笔者以为对于继承人获授“股东资格”的发生时间的节点确定可类推适用《物权法》第29条规定，即“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故，继承人对于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益资格的取得，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因此，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继承人“股东资格”之取得时间为继承开始时，即自然人死亡时。但需指出的是，对于股权中财产性权利和股权中非财产性权利，继承人取得的权能内容是不同的，对于前者，继承人取得的是所有权，对于后者，只是取得了一种获授资格，并不意味着继承开始时，继承人就必然取得了《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

对于股权的非财产权利的确认，2005年《公司法》虽无明文规定，但依其相关规定和一般原理，2005年《公司法》第76条属于不排除即自动适用的任意性规范，在公司章程未作例外规定时，公司的其他股东就负有接受该等继承人成为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公司须将该等继承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1月27日发布的《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第23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继承是“其他方式继受”之一，当公司和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履行上述法定义务时，显然2005年《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赋予了继承人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对于继承人“股东资格”的确认，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内部确认，即经继承人申请（如存在继承争议或多人继承等情形，另文释析）、公司及其公司其他股东在公司章程未有例外规定的情形下依2005年《公司法》相关规定将该等继承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以及进行工商登记；二是司法确认，即当公司和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履行上述法定义务时，由相应继承人依2005年《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予以解决。

作者简介：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