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当庭宣誓的误区

王小卫


《民事案件开庭审理普通程序（讨论稿）（一、二审通用）》中，设置了在宣布开庭前由审判长带领全体合议庭成员起立宣誓制度,其誓词内容如下：“各位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在庄严的国徽下，我[们]向你们表白法官的忠诚：忠实于法律、真诚地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是我们神圣的使命。我们的义务是：定纷止争、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化解矛盾、平抑纠纷。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使你们握手言和、和睦相处、共建和谐。请相信我们的忠诚，相信我们将无愧于人民法官这一称号。”这一新型制度的创设在当今法院和法官公信力不足的情况下，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其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法官宣誓这一形式，对法官实行内心规制，对当事人营造严肃的法庭形象。但是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难以达到该制度实施的目的。
1，首先，司法权是一种国家权力，法官审理案件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力的一种表现。所以法官在案件审理中所拥有的是一种权力，而非上述誓言中所谓的“人民赋予的权利”。其次法官坐在审判台上代表的是国家，而不是法官个人，这也是审判台上悬挂国徽的原因所在。所以合议庭以法官个人的名义宣誓是不合适的，是把其手中所掌握的国家司法权转换成法官个人的案件审理权。虽然国家司法权是需要通过法官的案件审理权来表达和体现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并不能因此而由法官个人的权利来取代国家的司法权力这一核心内涵。
2，“定纷止争、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化解矛盾、平抑纠纷”既不是法官的庭审义务也不是国家司法权行使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五条之规定，法官的职责为：（一）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或者独任审判案件；（二）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第六条规定，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除履行审判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职责。第七条规定法官的义务为：（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二）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三）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四）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五）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六）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七）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第八条规定法官的权利为：（一）履行法官职责应当具有的职权和工作条件；（二）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三）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四）获得劳动报酬，享受保险、福利待遇；（五）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六）参加培训；（七）提出申诉或者控告；（八）辞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并且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由此可见，“定纷止争、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化解矛盾、平抑纠纷”并不是法官和合议庭所应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承担的义务。“定纷止争”、“化解矛盾”、“平抑纠纷”只是法官代表国家运用司法裁判权所要达到的法律和社会效果而已。“不偏不倚”、“居中裁判”更是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对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与誓词中“我们的义务”没有关联性。
3，合议庭在形式上 向“各位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 “请求”“相信我们的忠诚，相信我们将无愧于人民法官这一称号”，“表白法官的忠诚”，体现出诉讼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严重不信任，特别表现出法官对当事人不信任法官与合议庭的担忧和无耐。而在誓词中使用“请求”一词，将这种无奈表现得更加直白。但是这种请求性质的宣誓，实质是把人民与当事人的概念相混淆的结果。上述誓言若是对国家、人民、党组织表白都是恰当的，但是将这种思想政治性质的宣誓用来向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来表白，就不太合适了。因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他们参加诉讼的目的在于追求和保护最大化的个人利益，这在民事诉讼中集中体现在对经济利益追求的最大化上。他们既不是人民、国家和党，也不代表人民、国家和党，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只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则代表的是国家，其权力来源于国家，他们不代表他们个人，也不代表某个组织、团体和某些利益。所以合议庭法官宣誓向当事人表白其忠诚，实质就是国家向个人或某些社会团体、组织宣誓，是国家权力对个体利益表白“忠诚”。这只能说是本末倒置。
4，在通常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的庭审程序中，合议庭成员进入审判庭时，书记员及所有诉讼参与人，包括旁听人员等，都应在书记员的指挥下全体起立，以迎接合议庭成员到庭，并在审判台前就座。而在实行宣誓制度后，则在全体人员起立待合议庭成员到庭后，合议庭成员又在审判长的指挥下全体起立，向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宣誓。从而给人以当事人的地位高于法官，以至于合议庭需要在正式开庭审理前，全体起立并向当事人宣誓表白的假象，从而在形式上营造出当事人与合议庭相互之间的缺乏信任的关系。宣誓制度在庭审前的引入，实际上严重地破坏了法庭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初次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感到莫明其妙，同时又通常会使经常参加诉讼的职业代理人（包括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趾高气扬，蔑视法庭的权威。而法庭囿于合议庭的集体宣誓，却难以采取必要的和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制止，从而使合议庭对庭审的控制能力减弱，有时还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法官集体在庭审前向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宣誓，是法院及法官极其不自信的一种表现。不可否认，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人民法院和法官不信任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缺乏信任的关系，对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是需要我们司法部门和司法者努力解决的。但是是否应当采取宣誓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却是值得商榷的。法官向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宣誓，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无法达到当初设立的目的的。同时法官向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宣誓是缺乏法律依据和逻辑基础的。是行之无效，适得其反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兄妹间扶养问题的批复

1985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4年9月30日关于程秀珍诉程心钊抚养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
程秀珍自1958年患精神病以后，即丧失劳动能力。因她无直系亲属，其生活全部依靠其兄长程心钊、程心慈及侄子女供给抚养，直至1981年程心慈去世。据此，本院同意你院关于程秀珍应继续由程心钊抚养，并从刘凤秀及其子女所继承的程心慈遗产中，分出一部分，作为程秀珍的生活费的意见。处理时请尽量采用调解方式解决，并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好程秀珍今后的生活。

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兄妹间抚养、监护问题的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程秀珍诉程心钊扶养一案的请示，此案在适用政策法律方面尚无确切依据，特请示钧院。
原告：程秀珍（精神病患者），女，57岁，汉族，江苏省武进县人，无业，住该县焦溪镇。
被告：程心钊（系原告之兄），男，60岁，汉族，江苏省武进县人，常州无线电学校教师，住该校宿舍。
程秀珍于1958年患精神病，至今未愈，亦未婚，其父母早亡，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1964年前由二哥程心钊抚养，1965年至1976年由程心钊与大哥程心慈共同抚养，1976年后由程心慈及其子女扶养，1981年8月程心慈死亡，程心钊与程心慈之妻刘凤秀为抚养程秀珍发生争执。在此期间，程秀珍随刘凤秀生活。1983年10月至今，程秀珍由其姐程秀凤（67岁，农村妇女，依靠儿子生活）照料。程秀珍以自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着落为由，向常州市广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程心钊抚养。区法院因调解无效，于今年5月判决：程心钊每月给付程秀珍生活费13元及其它一切费用；刘凤秀从程心慈生前出租的房屋租金中拿出7元作为程秀珍的抚养费。刘凤秀以程秀珍代理人的名义，提起上诉。常州市中院审理中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此类纠纷尚无法律依据，兄姐无抚养成年的患精神病妹妹的义务，不属法院管辖范围，区法院判决不妥；二是认为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区法院的判决尚可，只是对适用政策法律上没有把握，故提出请示。
综上所述，此案的争执焦点是：有负担能力的兄长，对患精神病丧失劳动能力、无行为能力、无生活来源的妹妹，是否负有抚养、监护的法律义务？如调解无效，法院能否判决强制其履行义务？
我院意见：程秀珍患精神病久治不愈，且父母双亡（无遗产），无直系亲属抚养，既丧失了劳动能力，又乏经济来源，孤老无靠，因此，其兄姐从道德上、法律上均应认为负有抚养、监护的义务，而不能向社会推卸责任，参照婚姻法有关规定的精神和你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精神，其兄姐均应承担法定监护责任。由于程秀凤年迈无扶养能力，程心钊应承担主要抚养义务，即按月给付程秀珍生活费。考虑到程秀珍曾依靠程心慈抚养，故可从程心慈遗产中，适当予以照顾一些，即从刘凤秀及其子女所继承的遗产中，分出一部分，作为抚养程秀珍的生活费。处理时，根据各人经济条件和程秀珍实际需要，尽量争取调解解决，如调解无效，按以上原则判决解决。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复。
1984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