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诉方式改革的非正当化倾向

顾苗

摘 要：公诉方式改革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本文作者对这种公诉方式改革提出了质疑，认为上述改革并没有达到立法者预想的消除法官审前预断、加强法庭对抗和实现法官中立的目的，而且导致实践中检、法的冲突不断、庭审“伏击审判”，又增加了成本投入，浪费诉讼资源。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即针对不同案件，建立起诉状一本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相结合的公诉方式，并废除庭后移送的规定。
关键词：公诉方式；复印件主义；主要证据；庭后移送
Discussion on improper tendency in the reform of indictment pattern of procuratorate

Abstract: Reform of procuratorate’s indictment patter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revising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But the author challenges the reform, believes that the reform don’t get the goals of the lawmakers have thought, such as, eliminates prejudge of judge, strengthens the confrontation in court, achieves neutrality of judge, but causes conflict between procuratorate and court, ambush trial in court, expanding the cost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gives his opinion: establish an indictment pattern of exclusiveness of the bill of prosecution combining transfer of files in the light of different cases, and abolishing the prescription of transfer after court hearing.
Key words: indictment pattern；doctrine of duplicated documentation；main evidence； transfer after court hearing

一、公诉方式改革简介
公诉方式改革是指人民检察院公诉案件的步骤、程序和方法等方面在原有法律规定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和变革。
1996年我国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它的面世，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同时也标志着公诉方式由强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转变，初步形成了兼采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并存的诉讼结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彻底废除了弊端重重的全案卷宗移送制度，而是兼顾中国国情，采用了一种介于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卷宗移送制度，我们称之为“复印件主义”，也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照原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我们能看到改革的要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对于移送公诉的案件的证明要求不再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是只要求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附有相关证据目录即可；2、对于移送公诉的案件材料，不再要求全部是案卷材料，而只需移送有关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及主要证据材料的复印件或者照片；3、人民法院对于移送案卷材料审查后的处理，规定符合开庭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而废除了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和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规定。[1]
二、现行公诉方式评述
（一）现行公诉方式实现的诉讼功能
对于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公诉方式，立法者及学术界对此均给予了较高评价，一般认为它至少可实现以下几个功能：
1、适应了我国当前的庭审改革，有利于纠正法官“先定后审”、“先判后审”和庭审走过场的错误倾向。
由于缩小了移送案卷材料的范围，只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等，使法官虽然可以了解犯罪行为已有证据证明并决定开庭，但是，仅据这些材料又不能足以形成主观预断，只有通过法庭举证、双方质证、辩论等活动，才能对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做出正确判断，从而促使法官产生更加认真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核实证据的强烈愿望和责任心，防止庭前产生预断的可能性，进而真正实现法官的居中公断；
2、贯彻了言词原则和实现了法庭辩论，增加抗辩双方的对抗性，切实做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办案质量。
辩证法指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只有经过对立双方对抗、争辩，才能揭露出事物的本质。审判也是这样，只有经过控辩双方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出足够的证据并与对方相抗争、辩驳，才能使站在第三者地位的法官明辨是非、查明事实真相。因此，法律规定起诉机关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既可以使法官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细心听取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也可以增强辩方敢于大胆辩护、大胆反驳的自信心和责任感，还可以促使公诉人积极举证、履行控诉职责，从而使法庭审判增强对抗性。
3、保证了法官审判案件的公正性，保障了判决的正确性。
法官这一身份，决定他在控辩双方之间应该保持同等距离，不偏不倚，用一句形象的语言说，法官与控辩双方的距离应是等腰三角形而不是钝角、锐角或直角三角形，更不是与公诉方重合与辩护方成垂直的“丁”字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兼听则明”，以保证判决或裁定的客观公正性。[2]改革后的公诉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法官庭前没有查阅案卷材料和调查、询问，对案件尚未产生预断，因此他就完全可能成为案件的公正裁判者。
不可否认，在一些案件中，上述修改确实起到了立法者当初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我们也看到大量的事实证明，上述理想功能很多时候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不得不令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公诉方式改革。
（二）现行公诉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刑事诉讼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未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的“主要证据”范
围做出严格、协调一致的限定，冲突不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第116条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同种类多个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如果某一类证据中只有一个证据，该证据即为主要证据；（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等证据。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高检（规则）]第283条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种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的证据。并且进一步规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或者勘验、检查笔录的，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可以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显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主要证据范围问题的规定比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做的规定宽泛的多。而作为折衷产物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第36条则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种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的证据。同时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完全将诉讼实务中具体案件的“主要证据”范围的确定权交给了人民检察院，使得在具体案件中，司法规定的主要证据范围如同虚设，人民检察院完全根据自己意思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检、法冲突不断，严重的影响了诉讼的顺利进行。[3]
2、 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权力过大，辩方不得不经常面对“伏击审判”，辩
护权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六部委规定》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根据案件情况决定“主要
证据”范围的权力，因此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往往把一些关键证据并不完全移送到人民法院，而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突然出示出这些有杀伤力的证据，使庭审变成“伏击审判”,使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护律师和被告人措手不及，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特别是在一些诸如毒品鉴定、税务鉴定和法医鉴定等包括技术性鉴定材料的案件中。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被剥夺殆尽，先悉权无法得到保证，抗辩能力严重削弱，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控方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往往只提供被告人口供、部分证人的证言，而且掐头去尾，让辩护律师无法全面地了解案情。”[4]
3、法官的审前预断仍然无法避免，庭审方式改革受到严重挑战。
由于人民检察院享有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主要证据的权力，因此其在移送起诉时可以名正言顺的进行法律规避，只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利于己方的控诉证据。这样合议庭在庭审前只接触有罪证据，仍不可避免地产生被告人就是罪犯的预断，致使合议庭在庭审过程中就有意无意地将实体真实的杠杆向控方倾斜，只采信被告人有罪与罪重的证据，而难以听取辩护意见。所以在这种所谓的“复印件主义”公诉模式下，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控诉一方的影响力，虽然不至于如同先前那样“先判后审”，但法官内心的审前预断和偏见依然是在所难免，致使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抗辩式庭审如同“新瓶装老酒”，没有达到其预想的目的，甚至雪上加霜。对此，我国有学者曾一针见血的指出：“较之原有方式，目前这种阅览主要证据的做法似乎更容易造成法官预断的扭曲。”[5]
4、 浪费诉讼资源，增加了成本投入，与诉讼效益原则相违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复印件主义”的确立，没有发挥防止法官预断的预期效果，而且又产生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弊端：浪费诉讼资源，违背诉讼经济原则。根据司法实践，主要证据复印件在法院审查完毕后，往往被作为废纸予以销毁。有学者根据一定的标准，计算得出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用于复印主要证据材料的成本为1388万元以上，也即1998年全国每个检察院用于复印主要证据材料的费用至少在数千元或者上万元以上。[6]在当前很多检察院都面临办案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每年将一笔如此巨大的开支投入到这种制度上，显非明智之举。特别是对一些贫困地区的检察院，由于缺乏经费购置复印设备，往往只能采取以下几种做法应付：（1）重蹈原卷宗移送主义的覆辙，将整个案卷材料一并移送法院；（2）象征性的复印几份主要证据，然后连同有关证据一并移送法院；（3）在提起公诉时挑灯夜战，将案件中主要证据重新抄写一遍，人为的增加工作量。即使在发达地区，检察机关对此做法也颇多非议。
因此，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方式的改革不但没有达到防止法官预断的目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又滋生新的弊端，与改革的初衷相去甚远。对此，笔者以为，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探讨并使其得以解决，并应坚持一定的原则。
三、公诉方式改革的原则和构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唯物的、辨证的。所谓唯物的就是要尊重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所谓辨证的是指任何事物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解决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必须特殊对待。在刑事诉讼中亦应如此。为此，笔者认为，在公诉方式的变革问题上，既要考虑到我国公诉方式的强职权主义的传统，又要照顾当前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刑事案件的发案率长期居高不下，重大、复杂、恶性案件大幅度上升；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审判水平虽然较以前有所提高，对目前的庭审改革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仍离改革目标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笔者在此不揣冒昧，提出公诉方式改革的下列原则和构想：
（一） 起诉书一本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众所周知，刑事案件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是一人犯一罪，有的是一人犯数罪；有的是数人犯一罪，有的是数人犯数罪；有的是犯罪情节一般、后果不严重，有的是犯罪情节严重，后果严重；有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的则是案件事实不清，证据存在瑕疵，等等情况。所有这些，笔者以为，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方式上，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统计资料表明，绝大多数公诉案件是情节一般，后果不太严重的案件，如盗窃罪、诈骗罪、伤害罪、等等。这些案件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60%以上。对于这些公诉案件，笔者以为，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公诉方式就能满足庭审的需要。这是因为，我国的审判人员较之以前，业务素质和审判水平已有较大提高，而且对庭审改革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审判人员根据公诉机关移送的内容充分的起诉状和控辩双方的辩论，凭借自己的审判水平和对庭审的驾驭能力，经过一次或二次开庭审理，就能查明事实并依法做出判决。而没有必要像《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那样，在提起公诉时“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
除了上述案件以外的重大、复杂或者疑难案件，因其情况特殊，要求法院在移送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的基础上，在法定的一审审判期限内，通过一次或二次开庭审理，查证全部案情，做出判决是有点勉为其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9条的规定，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实际上拥有判决权，但审判委员会的成员通常并不直接参与法庭审理，因此这类案件仅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只能让审判委员会的判决“跟着感觉走”，对被告人的公正何在？所以笔者主张，对这类案件应当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既可以避免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只移送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又可以尽快查清案件事实，提高法庭的审判效率，而更重要的一点，它可以做到使被告人获得比当前公诉方式下更为公正的审判。
（二） 关于取消庭后案卷移送的规定的构想
庭后移送，是指法庭开庭审理案件以后，对法庭出示的证据及其他案卷材料是否移送及移送的时间、方式等问题。从世界各国的有关立法来看，关于庭后卷证材料的移送问题，通常未作任何规定，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此也未作明确规定。但高法（解释）和高检（规则）对此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高法（解释）第175条规定：“对于当庭出示、宣读的证据，审判长宣布休庭后，合议庭应当与提供证据的公诉人、辩护人等办理交接手续。”第176条又规定：“被告人最后陈述，审判长宣布休庭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休庭后三日内，将当庭出示的证据以外的其他全部案卷和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而高检（规则）第308条规定：“在法庭中出示、宣读、播放的证据材料应当在法庭审理完毕休庭后将证据的复印件和复制件交给合议庭。”第309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休庭三日内，应当将诉讼文书移送人民法院。”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移送的案卷材料除了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复制件的不同之外，对庭后移送的规定，高法（解释）和高检（规则）并无本质区别。
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庭后案卷移送的规定。其理由主要是：
1、 该条规定于法无据。
刑事诉讼法虽然在第150条规定了庭前移送材料的范围，但对于庭后移送问题，未作任何规定。在总则部分未作规定，在分则审判程序中也未作任何要求，而且上述规定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规定也有冲突。
2、该条规定必然造成庭审改革功败垂成，无法实现庭审改革的目标。
按照立法者和部分学者的观点，现行公诉方式具有下列优点：能避免法官的审前预断，防止先定后审；能贯彻言词原则，强化法庭辩论，加强控辩双方对抗性；能实现法官的中立性，保证判决的正确性。但规定庭后移送以后，庭审可以照样走过场，只不过由原来的“先定后审”改为庭后的“书面审”，法官仍然可以忽视法庭审判，而依赖于庭后公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并据此做出判决。特别是在移送的材料中，假如法官采纳了未当庭宣读、出示，没有经过法庭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作为定案根据，这不仅未达到完善程序公正性的目标，而且限制和剥夺了辩护方辩护权这一基本的权利。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0〕37号


　 为增强上市公司2010年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维护资本市场的 “三公”原则，各上市公司和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应严格遵照本公告的要求，切实做好2010年年报编制、披露和审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上市公司应严格遵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年修订）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0号 — 创业板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统称《年报准则》）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 — 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0年修订）等信息披露规范要求，做好2010年年报披露工作。

　 上市公司应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建立健全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我会有关规范问答及其他涉及财务报告的规定，编制2010年年度财务报表，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在上市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应当严格执行《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加强内部质量控制，进一步强化风险导向审计理念，对经审计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财务报告信息质量提供合理保证。

　 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水平，确保信息披露质量

　 （一）健全并有效执行内部控制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上市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运行负全面责任。上市公司应当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相关要求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做好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提高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

　 上市公司应在年报“公司治理结构”部分披露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情况。上市公司应披露建立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依据，本年内发现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具体情况，包括缺陷发生的时间、对缺陷的具体描述、缺陷对财务报告的潜在影响，已实施或拟实施的整改措施、整改时间表、整改责任人及整改效果。鼓励上市公司披露董事会出具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注册会计师出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上市公司应在年报“董事会报告”部分披露董事会对于内部控制责任的声明。聘请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的公司，如果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与公司的自我评价意见不一致的，公司应解释原因。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为确保2011年顺利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应在年报“董事会报告”部分披露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上市公司，应在年报“监事会报告”部分说明监事会已经审阅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以及对董事会自我评价报告是否有异议。

　 （二）解决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

　 上市公司应在年报“公司治理结构”部分披露是否因部分改制等原因存在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如存在，应披露相应的解决措施、工作进度及后续工作计划。

　 上市公司应积极通过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多种方式实现整体上市，从根本上解决由于部分改制上市等事项遗留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问题，增强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推动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确实不能减少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应严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明确独立董事事前审查义务以及事后责任追究机制，提高关联交易运作的规范性。　

　 （三）加强规范关联方资金往来，严禁违规占用资金行为

　 上市公司应在年报“重大事项”部分如实披露关联交易及关联债务往来情况，明确披露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依据。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如报告期内发生新增资金占用，应详细披露资金占用的原因和责任人，如报告期内未完成清欠工作，应披露未完成清欠工作的具体原因、董事会提出的责任追究方案、已采取的清欠措施、预计完成清欠的时间等。

　 上市公司应加强资金风险管理，完善重大资金往来的控制制度及尽责问责机制，规范关联方资金往来，明确关联方经营性资金往来的结算期限，防止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通过违规资金占用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禁止以“期间占用、期末偿还”或“小金额、多批次”等占用形式规避内部决策程序的行为，坚决杜绝通过关联方非关联化方式隐匿实际占用方的恶意违规行为。上市公司如根据公司制度将资金存放在集团财务公司的，应建立健全资金安全保障措施，严格执行相关决策程序，做好相关信息的披露。

　 （四）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禁止内幕交易

　 上市公司应加大信息保密措施，防止信息外泄，维护信息披露的公平原则，降低引发内幕交易的风险。上市公司应进一步健全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规范重大信息的内部流转程序，强化敏感信息内部排查、归集、传递、披露机制，落实信息披露的归口管理责任，制定涉及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信息问询、管理、披露制度，防范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影响公司股价重大敏感事项发生前买卖公司股份的行为。

　 上市公司应在年报“董事会报告”部分披露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本年度公司自查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影响公司股价的重大敏感信息披露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以及监管部门的查处和整改情况。

　 （五）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风险的公司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充分披露暂停上市和退市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年报披露后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风险的公司，应当在年报“重大事项”部分充分披露导致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原因以及公司采取的消除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情形的措施。面临终止上市风险的公司，应同时披露终止上市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详细安排和计划，维护社会稳定。

　 （六）深化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促进“三会”有效制衡

　 上市公司应巩固近年来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成果，进一步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在治理机制中的作用。新上市公司应尽快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制定年报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等相关制度。

　 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年报准则》的要求披露公司治理情况，在年报“公司治理结构”部分披露是否存在尚未解决的治理问题，如存在，应披露整改计划及整改进度。

　 （七）增强社会责任感，依法披露环境信息

　 上市公司作为资源利用、节能减排的重要主体，应增强社会责任感，认真执行国家有关环境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积极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同时应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满足广大投资人的环境知情权。

　 列入环保部门公布的污染严重企业名单的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应按照《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在年报“重大事项”部分披露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况、企业环保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环保达标情况、同行业环保参数比较、环保问题及整改等环保信息。同时，鼓励其他上市公司对环境信息进行自愿披露，主动承担社会环境责任。

　 （八）提高电子化信息披露质量，务必使用正版软件

　 上市公司董事会在保证年报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同时，还应在披露年报过程中选用正版软件并在证券交易所 电子化信息披露填报系统（XBRL）中认真填报，确保所填报的信息及时、准确和完整，与公开披露的信息保持一致。

　 上市公司若涉及盗版软件的诉讼事项应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年报“重大事项”中如实披露该事项的基本情况、涉及金额、及预计负债等信息。

　 （九）创业板上市公司应充分披露其核心价值、风险、高管减持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创业板公司应如实披露核心竞争能力及其重要变化和对公司的影响、研发支出情况、无形资产的变化情况及产生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充分揭示公司风险，全面披露可能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的各种风险因素、核心技术团队或关键技术人员变动情况，并强化退市风险的警示；强化披露高管持股数量、禁售期限及其减持情况；充分披露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情况以及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把握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规定的实质，确保重要性交易或事项的处理符合准则规定

　 （一）合理区分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会计估计是企业对结果不确定的交易或者事项以历史积累的和最近可利用的信息为基础所作的判断。会计估计所涉及的交易和事项均有内在的不确定性，进行会计估计的过程是一种集主、客观因素于一体的综合判断过程。因此，不能简单以对或错来评价会计估计，而应评价会计估计确定过程及其依据的合理性。上市公司在年报编制过程中，应合理区分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并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进行有关处理，不得利用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在不同会计期间操纵利润。对于会计估计变更，应自会计估计变更日起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

　 （二）关注关联方之间特殊交易的经济实质，合理确认权益性交易的经济利益流入

　 公司应区分股东的出资行为与基于正常商业目的进行的市场化交易的界限。对于来自于控股股东、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关联方等向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捐赠行为（包括直接或间接捐赠现金或实物资产、直接豁免、代为清偿债务等），交易的经济实质表明是基于上市公司与捐赠人之间的特定关系，控股股东、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关联方等向上市公司资本投入性质的，公司应当将该交易作为权益性交易。



　 （三）恰当运用会计专业判断，有关判断应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

　 公司应当遵循谨慎性原则，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恰当实施会计专业判断。在减值迹象的判断、预计负债的计提、控制权的认定、公允价值的确定等方面，公司应充分关注会计人员专业判断依据的可靠性、判断过程的合理性和判断结论的适当性。公司应审慎对待专业判断过程中涉及的重大会计估计，并在年报中对相关会计估计做出充分披露。

　 （四）按会计准则要求对特定金融资产进行分类和后续计量

　 公司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定义，结合公司管理层对金融资产的持有意图、金融工具的特点等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类。其中，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同时应有活跃的市场，可以取得其市场价格。

　 对于已贴现应收票据等金融资产应以风险和报酬的转移作为终止确认的主要依据，公司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转入方的，应当终止确认金融资产。

　 （五）按规定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充分披露商誉减值信息

　 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发生减值的，首先冲减商誉的账面价值。公司应按相关规定进行商誉减值会计处理并披露减值测试情况，特别关注商誉可收回金额确定的合理性。

　 公司应在附注中充分披露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情况，包括可收回金额的确定过程、使用的折现率等参数选择及其依据等。

　 （六）正确理解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恰当列报其他综合收益信息

　 公司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正确理解和列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用来反映企业根据会计准则规定与所有者之间的交易无关、未在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也就是企业非日常经营活动所形成或发生且不计入当期损益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变动但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并不简单等同于资本公积的变动。公司在编制年报时，应对本公司各类交易事项及其会计处理进行分析，正确列报其他综合收益。

　 （七）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披露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公司在年报中应披露按照会计准则规定所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帮助投资者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及会计政策选择的适当性。公司在进行会计政策披露时不应简单照搬准则规定，而应将有关政策结合公司生产特点的具体情况予以披露，如收入的确认时点、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资本化时点等。

　 四、加强管理，强化以风险导向为基础的年报审计工作

　 （一）注重职业道德建设，杜绝内幕交易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独立性管理，做好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工作。在上市公司审计业务开展前，应组织项目参与人员进行专门的职业道德教育，确保项目组的独立性。

　 会计师事务所应建立业务人员持有股票的登记备案制度。执行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人员及其主要近亲属拥有上市公司股票，必须如实报告，并记录在案，坚决杜绝利用公司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坚决杜绝在《证券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二）完善业务承接核准流程，做好审计风险控制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完善有关业务首次承接或续约方面的核准程序以及风险评价等相关制度。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客户进行风险评价并确定是否承接或续约时，应充分考虑客户的行业风险、经营风险和舞弊风险，以及本所是否具备履约能力。会计师事务所不得以压低价格等不正当方式承揽业务。

　 （三）周密部署，做好计划审计工作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2010年年报审计进行周密部署，认真做好计划审计工作。会计师事务所制定审计计划时，应对初步业务活动结果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影响审计业务的重要因素，确定审计工作方向。会计师事务所在委派项目组关键管理人员时，应充分考虑其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以及时间安排，确保其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对项目组成员进行指导、监督和复核。

　 （四）谨慎执业，做好风险领域审计

　 会计师事务所应严格贯彻风险导向审计理念，谨慎执业。会计师事务所应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对重大风险领域确定总体应对措施并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会计师事务所在年报审计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公允价值、交叉持股、资产减值、关联交易、权益性交易等重点领域，履行充分的审计程序，获取足够的审计证据，以确保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的准确性。在实施重要财务报表项目的实质性审计程序时，应严格按照准则要求，正确运用存货监盘、函证、审计抽样、分析程序等审计方法。

　 （五）加强复核，做好业务质量监督与控制

　 会计师事务所应加强项目质量控制工作，健全和完善复核制度，并采取措施保证复核人员按照《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第5101号 — 业务质量控制》和内部业务质量控制的要求有效履行复核职责。会计师事务所应当选派具有胜任能力的人员从事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工作，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应独立、客观、充分、全过程地跟踪审计项目。

　 （六）优化治理，做好总分所一体化管理

　 会计师事务所应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加强总分所的一体化管理。总所应从人员、财务、业务、技术标准和信息等方面强化管理，真正做到实质性统一。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业务必须由总所统一承接，统一委派项目组成员和质量控制复核人，统一质量技术标准，统一出具报告。

　 中国证监会将在2011年开展的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现场检查中，结合2010年年报分析结果，重点检查会计师事务所年报重大风险领域的审计执行情况、从业人员的独立性以及低价竞争可能引致的审计质量问题，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追究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应在被审计单位年度报告披露后，及时向证监局提交重点关注问题的审计情况总结、管理建议书等。会计师事务所发现上市公司涉嫌舞弊或其他违法违规问题的，要以“致监管当局函”及时向证监局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